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詩經學史》（項目批準號為02BZW025），其最終成果為專著《從文學到經學——先秦兩漢詩經學史》。課題組主要成員：郭萬金。

　　作為“五經”之一的《詩經》，其與其余四經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詩”與“經”的雙重意義，同時又是與周代禮樂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是周代禮樂文明的載體，也是周代禮樂文明制度的產物。關于《詩經》的結集，眾說紛紜�？贾畾v史，參之經文，《詩經》在成書過程中，最少進行過三次重大編輯整理。第一次編輯在周宣王時，所結皆為典禮用詩，即所謂之“正經”部分。第二次編輯在平王時，所續主要為“變雅”及“三衛”。第三次為孔子手定，主要增“變風”部分與魯、商二《頌》。

　　當《詩》集初成而傳播于樂師之中的時候，一種對于《詩》的觀念就開始形成了。這種觀念攜帶著人們對于《詩》的理解與詮釋，隨著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而發生著變化，這就形成了《詩》學的“歷史”。而真正意義上的《詩》學，則是從詩脫離樂的統治、以獨立身份出現于社交活動——即春秋賦詩、引詩開始的�！百x詩”的前提，便是“詩”作為文學的靈動性及無限的可比附性的發現。因而可以說，《詩》學史是從“詩”的文學本質的發現與把握開始的。

　　《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由文學而轉向經學，這是《詩經》學史上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大轉折。她經過了由“詩”而“經”而“經學”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我們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賦詩言志”，即詩以文學的靈動性出現在會盟燕享的春秋時代。春秋時代，一半是戰火狼煙，一半是詩禮風流。頻繁的沖突與頻繁的會盟，構成了這個時代的基調。而所謂“詩禮風流”正是這個時代的一道風景線。各國使臣在外交場合下，斗才斗智，賦詩言志，斷章取義，引詩陳辭，表現出了一代士君子風流儒雅的風采。而對于詩的文學靈動性的把握、探求與領悟，則是彬彬君子文化修養與文學才情的最佳體現，也是士君子的立身之本。故而在這個時代，人們關注的是“詩”作為“文”的一面�！霸姟笨梢允拐Z言變得活潑靈動，使人變得文采飛揚，使莊重嚴肅的會盟燕享變得情趣盎然起來。春秋時的“斷章賦詩”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把握了詩的品格，體現著詩之所以為詩的無限可闡釋性。在春秋會盟燕享的外交大平臺上，詩與禮綰結，演出了《詩》學史上最具靈性的一幕，也繪出了文學史上神采飛揚的一頁。

　　《詩》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由“詩”而升為“經”，并肩負起傳承禮樂文化的使命，廣泛地滲透于儒學理論架構的時代，即戰國時代。這個時代的開創者是孔子�？鬃铀�作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工作是對《詩》的重新編訂。他擔憂經過了幾千年歷史錘煉的文化傳統會斷絕，因而致力于經典文化體系與文化學統的創建，編定了以《詩》為首的經典體系，使之運載傳統文化精神，永傳不衰。孔子之后的儒家學者，因“三百篇”為孔圣親裁，自然奉之為經。在《詩》升而為經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詩學詮釋傾向，一種是以《詩》為理論根據與文化、思想資源，來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體現出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如以子思為代表的道德派、以公孫尼子為代表的詩樂派、以孟子為代表的王道派，、以荀子為代表的制度派。另一種傾向是建構詩學理論，確定《詩》的經典意義。《毛詩》大、小《序》的出現，則代表了這一傾向�！对娦颉芬环矫姘盐罩�《詩》作為文學的藝術本質，從本體論的角度對詩歌的發生作了認識。另一方面則從價值論出發，強調了《詩》“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能，并確立了以美刺為核心的詩歌評價體系，大大推進了《詩》經典化、歷史化、政治化的進程。但這個時代的《詩經》研究，基本上還是客觀的認識、分析文本，根據歷史傳說資料以及春秋用詩的文獻檔案解讀文本，屬于文獻研究，經學的氣味猶如淡淡的一縷輕煙，不足以遮蔽人的視野。

　　第三個階段是《詩》之經學研究啟動并逐漸經術化，即周秦之際至西漢宣帝前的一段時間。這是中國統一王朝確立與鞏固的時期，中間經過了秦皇的焚書坑儒。因而這個時代較為復雜，其間可注意者有三，一是《詩》學詮釋專著的出現，今知者有《爾雅》及《荀子》中提到的《詩傳》，以及《毛詩傳》。二是為適應統一王朝的需要而進行的新的《詩》學詮釋體系的構建。秦皇的焚書坑儒，導致了經典殘缺。漢初儒者在復原經典的同時還必須建立一套適合于時代的解釋系統，確立經典的權威地位。今文三家《詩》學便在此種前提下開始了對《詩經》的重新解讀與改造，創造了各自的經學流派。三是經學的經術化。漢儒對經典的創造性解釋，目的是要建立經典與當代政治及社會人生之間的意義聯系。以“致用”為目的的經學研究，自然不是單純的“經義”研究，更重要的是“經典意義”在現實中的落實。因而到漢武帝時，產生了一個新名詞：“經術”。

　　第四個階段是經學的極盛與成熟，這主要指元、成之后的漢代經學。所謂“極盛”，主要表現在經學流派、講經之風、著述之興諸方面。從《漢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元、成之后，大大小小的經學流派出現了五十余個。武帝時官方認可的齊、韓、魯三個《詩》學流派，到元、成之后，分化為十三個派別。講經之風盛行于各地，每個學派中的大師，教授學生動輒成百上千，還出現了眾多以血緣關系為傳播渠道的經學世家。師法、家法也因之而起。各家解經之作，也大批量地出現于元成之后。解經之煩瑣登峰造極，五字之文，可引出二三萬字的解釋文字。解經方式也出現了多樣化趨向，有所謂“章句”、“解故”、“解詁”、“解說”、“說義”、“箋”等種種不同名目。經學之盛于此可見。所謂“成熟”，主要是以章句之學的昌興為標志的。“章句之學”就是離章析句之學。經學發展到西漢后期，簡單的經典大義闡述，已不能滿足人對于經典的神秘感受與崇敬心理。其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對經典中最小的意義單位——章句進行分析，并由章句意義再向外延伸，探討微言，加大經典的意義內涵。因而出現了“一經說至百余萬言”的現象。對《詩經》而言，就是對其象征性、隱喻性的探討。因而元成之后的《詩》學，關注的不是詩篇整體的意義，而是從字、句、章中發現新的意義。《詩》作為“經”，它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各個時代人一定要對它作出適合時代需要的闡釋與理解，以求引導現實政治與人生，并對解決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找到理論上的支持；而其具有時代性與現實性的闡釋文字，以及各個時代在“現代化”與“實用化”的功利驅動下對詩義的補充與完善，則構成了“詩”之“經學”。因而《詩經》的經學研究，嚴格地說，不是簡單的文獻處理，而是《詩》的“現代性”詮釋。而這一研究，正是從章句之學興起才開始的。因此可以說，章句之學的興起，是《詩經》由文學向經學這一轉變完成的標志。

　　在經學的極盛時代，《詩》學一個重大變化是《毛詩》派崛起。在漢四家《詩》中，齊、韓、魯三家作為官方《詩》學，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迅速的發展起來。而《毛詩》始終作為一種民間學術，在社會流傳，始終保持著一種開放的態勢與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其目標不是現實政治，而在永久太平。因而在神學思潮泛濫、意識形態宗教化、儒學神秘化的東漢時代，它能夠保持理性，維護學術的獨立，緊緊把握住傳自先秦原始儒學的精神命脈。最終走上了《詩》學霸主的講壇。建立《毛詩》霸權的最關鍵人物是鄭玄，其最關鍵著作是《毛詩箋》。鄭玄在以訓詁考據為支撐的知識系統支持下，在以讖緯神學系統的輔助下，開啟思想層面上的經典意義系統，從而建構并完善了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完成了《詩》學的一統天下。鄭玄《詩》學的價值，并不在于他解決了多少前人在《詩經》文本詮釋中沒有解決的難題，而在于他對于儒學思想與中國文化的充實、豐富，以及其建構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對于穩定中國社會價值秩序、保持中國社會長期協調發展的意義。

　　該成果通過對《詩經》的經典化歷程的深度闡釋，大體梳理中國主流文化精神的演變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中國文論與文學批評的發生、發展。完成了《詩經》從文學到經學的歷史勾勒，指出《詩經》雖因這一轉變而喪失了其作為文學的鮮活與靈動，而卻獲得了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她作為經典文化體系的一分子，為中華文化的承傳與民族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該成果首先從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詩經》的經學研究意義與價值，糾正了20世紀對于《詩經》經學研究的一些偏見；其次從繁雜的史料中尋繹出《詩經》“從文學到經學”的發展理路；第三，對《詩經》的編輯、春秋詩學形態、戰國詩學傳播、詩緯的詩學思想、鄭玄詩學的基本框架等諸多學術問題，都作了新的討論，并得出了與以往有所不同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