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胡旭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先唐別集敘錄》（項目批準號為06CZW00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智曉靜、蔡靜平、羅爭鳴。

　　先唐別集發展至今，走過了比較漫長的歷史。在經歷了自然和人為的各種破壞后，它們大多失去了原來的面目。這項成果以著錄先唐別集最為集中的《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為基礎，以《通志·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等為參照，旁及百家書目、地方史志，凡為先唐人之集者，無論成于古今，一概予以敘錄。共得先唐別集1019家，堪為古今敘錄先唐別集之多、之全。

　　一、成果的基本觀點

　　1．關于別集的起源、發展和定型問題。古今學者對此眾說紛紜，各有側重。這項成果作出了新的探討，認為這一過程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首先，漢武帝欲匯總司馬相如的作品，雖未成功，但在別集形成的過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次，劉向、劉歆父子將存世書籍分為六類，即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并進行了理論總結，即《七略》。班固以劉歆《七略》為基礎，寫成了《藝文志》。《詩賦略》是別集的最早雛形。第三，漢章帝因愛好馮衍的文章，有意識搜羅、匯集過馮衍的作品，這實為別集形成過程中十分關鍵的一步。而漢章帝“集覽”東平王劉蒼之作，開啟了名詞性質的別集之“集”的概念之源。第四，班昭死后，其子婦撰集其集，標志著別集編撰的真正開始。第五，直到漢末，別集編撰依然是少數人的事，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金樓子·立言》中“諸子興于戰國，文集盛于二漢，至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說法。

　　2．關于別集概念的形成。這項成果對清章學誠的說法進行補充與發揮，提出新的見解。東漢末年及三國時期，“撰集”的情況日漸增多，但所撰之“集”尚無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通過相關典籍中對西晉摯虞《文章流別集》（已佚）的記載，指出《文章流別集》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搜羅采摘之勞，而刻意將眾人之作匯聚在一起的，它既是有意識的總集編纂，又很自然地形成一部部別集。否定了《隋書·經籍志》所說的“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的觀點。

　　3.關于先唐別集古今遞相著錄的問題。這項成果提出一些新的說法，或進一步完善了一些舊的說法。一是《隋書·經籍志》附注梁本的問題，不少學者認為梁本即梁阮孝緒之《七錄》，這項成果認為，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敘錄》提出梁本當指“宋、齊、梁、陳四代書目”的說法，思路是正確的，但是否含宋、齊書目，則還需斟酌。二是對《新唐書·藝文志》與《舊唐書·經籍志》的淵源提出質疑。《舊唐書·經籍志》抄錄毋煚《古今書錄》，是沒有疑義的，但《新唐書·藝文志》的材料來源，卻一直沒有得到具體而有依據的說明。這項成果認為，除了編次相同之處較多外，《新唐書·藝文志》與比它編撰略早的《崇文總目》相比，在先唐別集著錄上存在卷數與名稱的差異，這個差異比它與《舊唐書·經籍志》的差異要大得多。雖然還無法證明《新唐書·藝文志》在先唐別集著錄上一定抄錄了《舊唐書·經籍志》，但對其淵源的揭示，無疑前進了一步。三是通過實際考察，斷定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對先唐別集的著錄基本上是抄錄《隋書·經籍志》，只在少數別集的著錄上參考《兩唐志》和其他典籍。而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對先唐別集的著錄，絕大多數是抄錄《通志·藝文略》，少量抄錄《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這些抄錄缺乏足夠的辨正，甚至把其中的錯誤也一并抄錄下來。焦竑著錄先唐別集的不足，一是不注重第一手資料，二是不注意考辨是非，不應過多地作為參考依據。

　　二、成果著錄先唐別集的大致內容

　　1．訂正集名誤訛。在某些典籍的著錄中，一小部分先唐別集的集名與先唐其他別集的題名方式有異。如南朝齊代的禇淵之集，按當時習慣，當題為《禇淵集》，但《隋書·經籍志》中卻題為《禇彥回集》，這是唐人著錄此集時避唐高祖李淵之諱而改動的，所以《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在著錄此集時，將其恢復原貌《禇淵集》。又如《隋書·經籍志》著錄東漢《王隆集》，但在《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卻著錄為《王文山集》，這是因為前者成書時，尚無唐玄宗李隆基，故無須避諱，而后者顯然是避李隆基諱。像這樣由于避諱而改變集名的還有《江智淵集》、《丘淵之集》、《韓顯宗集》等一系列別集，本項目統統予以辨明，并揭示其誤訛原因。字形相似導致的集名誤訛，也不鮮見。如三國魏別集中，《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應璩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沒著錄《應璩集》，卻著錄《應瑗集》，二集時代相同，卷數一致，“瑗”乃“璩”之訛。這樣的情況很多，如《何禎集》為《何楨集》之誤、《阮沖集》為《阮種集》之誤、《王祜集》為《王佑集》之誤、《劉訏集》為《劉許集》之誤、《阮循集》為《阮脩集》之誤等，數量甚多，這項成果一一辨偽存真。此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導致的集名誤訛。如《隋書·經籍志》著錄《夏靖集》，《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夏侯靖集》，時代相同，卷數一致，當有一誤。考諸史籍，兩晉時期無夏侯靖。《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有陸機《贈武昌太守夏少明詩》（六章），卷一百五十七有夏靖《答陸士衡詩》。故《夏侯靖集》為《夏靖集》之訛是可以斷定的。此外，如《范宣集》一為《范堅集》之訛、王筠《左右集》為《左佐集》之訛，都各有特殊的原因。這項成果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進行辨正與澄清。

　　2.辨明作者身份、職銜等相關信息。首先，《隋書·經籍志》在著錄先唐別集時，作者信息有一些失誤之處。如“梁又有東晉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校勘記曰：“東晉鄱陽太守虞溥，據《晉書》本傳，‘溥卒于洛’，不及東晉。”校勘記只校出“東晉”之誤，卻未校出“太守”之誤。《晉書》稱虞溥鄱陽內史，而非鄱陽太守。據《職官志》，內史實質上為王國之相，官階與太守相同。要郡太守亦稱內史。故正確的說法，當為“西晉鄱陽內史《虞溥集》”。又如《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宋《臨川王集》，而宋臨川王有兩位，一是劉道規，一是劉義慶。必須結合相關史志著錄，才能完全辨明。類似情況很多，這項成果一一予以辨析。其次，《隋書·經籍志》著錄先唐別集時，有一些作者沒有交代任何信息，需要考證。如《庾赤玉集》四卷，廁于晉人集中，無時代和官銜，顯得非常突兀。然是書又著錄晉尋陽太守《庾統集》八卷。考諸典籍，赤玉為庾統小字，故庾統、庾赤玉實為同一人。蓋梁時避昭明太子蕭統諱，遂名《庾統集》為《庾赤玉集》，不應分別著錄。凡此類情況，這項成果皆予辨明并補正。第三，先唐別集的若干作者，沒有專門的傳記資料，在撰寫他們的小傳時，需要綜合其他相關史料，才能大致辨明他們的生平事跡。如《隋書·經籍志》著錄晉汝南太守《孫毓集》、晉《劉寶集》等，作者信息皆不明朗，這項成果對此多方考察，盡量通過蛛絲馬跡，來辨明相關作者的生平事跡。

　　3．別集的源流清理與辨正。先唐別集自編撰成集后，在流傳過程中，由于兵燹水火等各方面的原因，亡佚非常嚴重，后人不斷重新裒集、刊行，故歷代對于先唐別集的具體著錄，卷數就有相當的差異。如何厘清這一變化過程，是這項成果的重點。如曹植生前已有集《前錄》，死后魏明帝下令撰錄植前后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余篇。由于史料不詳，此二集具體內容、卷數均不明。《隋書·經籍志》和《日本國見在書目》皆著錄《曹植集》三十卷，可見整個唐朝，《曹植集》有定本。《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陳思王集》兩種版本，一為二十卷，一為三十卷。題《陳思王集》而不題《曹植集》者，與此前著錄已不同。其中二十卷本，未知所自，疑后人所輯。《郡齋讀書志》著錄《曹植集》十卷（或作一卷，疑誤），提要云詩文二百篇，已遠多于魏明帝景初中所編的“百余篇”，顯系后人重輯。《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陳思王集》二十卷。提要云是唐人舊傳，則亡佚多年而復出者。然此后二十卷本流傳情況不詳。《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皆著錄《陳思王集》十卷。當即宋人輯錄之本。今存曹植作品集之最早刻本，當為南宋嘉定六年刻《曹子建文集》十卷，藏上海圖書館。明人刻本多出于此。《四庫全書》所收《曹子建集》，亦即此本。清朱緒曾撰《曹集考異》十二卷和丁晏撰《曹集銓評》十卷，是有清一代考證、注釋的最佳成果。近、今人古直、黃節、趙幼文在曹集輯、校、注諸方面亦取得出色的成績。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舉例說明。這項成果采取這樣的方式，對先唐別集進行全面的透視，務必找到其產生、發展、變化的內在軌跡。

　　先唐別集流傳既久，版本非常復雜，底本校本淆亂。這項成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體現出了較高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