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劉航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漢唐樂府產生及其流變中的民俗因素解析》（項目批準號為09FZW009），最終成果為專著《漢唐樂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2011年即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樂府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極為重要，其創作歷時久遠，即令就狹義的樂府詩而言，亦綿延漢唐千載，數量極多，且不乏精品，深入認識這些作品，可推進對文學史的理解。文學研究不可能避開民俗，許多樂府詩來自民間，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民情風俗，而觀風察政也是漢代樂府機關采詩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若要深化樂府詩研究，民俗這一視角不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針對這種狀況，該成果著重考察了樂府詩的本事、主旨、人物、模式化意象和情節等是在怎樣的民俗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又是如何隨著民俗文化的變遷而發展變化的，樂府詩在民俗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對民俗文化的影響。

　　該成果共分上、中、下三編：

　　上編為《樂府人物考論》：包括《劉生、王昌考》、《莫愁故事演變的三部曲》、《西子經典形象的形成與祓禊之俗及魏晉隋唐之女性觀》、《張女考》、《從何滿子傳說看中晚唐的懷舊現象及其對文學創作的影響》、《<神弦歌>考論》、《老胡文康考》。

　　對人物傳說的探究，是民俗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早在中國民俗學誕生之初，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就曾轟動一時。樂府詩中的人物有不少屬于神靈或傳說人物，如王子喬、漁山神女、井公、白石郎、青溪小姑、劉生、王昌、木蘭等，它們本身便是民俗的產物。即便實有其人，形象演變中也往往積淀著民俗文化的因子。所考證的樂府人物分為兩類：一是誕生于樂府詩的人物，如老胡文康、劉生、王昌、張女、莫愁、何滿子、白石郎、湖就姑、采菱童、明下童等；二是雖非誕生于樂府詩，卻與樂府詩關系緊密的人物，例如在《浣沙女》、《采蓮曲》里頻現倩影的西施。

　　重要觀點舉隅：

　　《劉生、王昌考》：樂府詩中兩個頗引人注目的人物——劉生和王昌都是在風起云涌的武裝反對王莽的浪潮中萌生的，像許多傳說人物一樣，他們也存在著“層累式疊加”的現象。東漢時期地位極為顯赫的東平憲王劉蒼生平事跡的融入，對劉生形象的演變以及《劉生》、《東平劉生歌》在六朝的盛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劉生的某些特征融入了王昌的形象，則使得王昌成為傳說中著名的美男子。

　　中編《樂府詩模式化意象與情節雜考》：包括《城南——情愛與戰爭的方位符號》、《樂府詩中的花卉、花果與情愛》、《折柳、折花贈遠的形式與功用》、《衣帶與漢唐婚戀習俗》。

　　在樂府詩中，有相當一部分意象和情節（如城南、采桑、采蓮、折柳贈遠、瓶沉簪折等）具有特定的民俗涵義，不但為詩歌增添了許多韻味，還直接參與內容的表達，對它們的解讀直接關系到對全詩的理解和把握，尤其是那些模式化的意象與情節。

　　重要觀點舉隅：

　　《折柳、折花贈遠的形式與功用》：“折柳”、“折花”都是樂府詩里經常出現的情節，往往伴隨著“贈遠”出現。雖然折柳長期以來被當作送別的代名詞，其實在唐前，折柳與送別并無關系，有此舉動者多為獨守空閨的女子，每至春來為相思所苦時，常常攀折柳枝，欲寄遠方的夫君，盼其早歸。這是因為折柳和折花一樣，很早就與情愛結下了不解之緣，青年男女往往折柳或折花相調，贈與所愛。因此，所謂折柳或折花“寄遠”、“贈遠”，實質上只是一種利用“相似律”的巫術，而非現實生活中的真實舉動。如果折柳、折花仍不能達到目的，還有一種在古人看來更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柳條或花枝挽結。正如折柳后來演變成一般意義上的盼歸之舉，折柳送別也是后起的習俗，其用意同樣是希望遠行人早日回轉。

　　下編《樂府詩與民俗文化綜論》：包括《民俗文化與樂府詩主旨的形成和變異》、《水嬉與漢唐樂府詩》（附《曲水流觴與<回波樂>》）、《樂府藝術對人物傳說流布及演變的影響》、《<文康樂>與漢魏六朝戲劇藝術的發展》。

　　重要觀點舉隅：

　　①《水嬉與漢唐樂府詩》：游戲是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樂府詩與游戲的關系頗為密切，非但有些樂府詩的曲名、題材等源自游戲，一些樂府詩還是游戲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水嬉是與樂府詩有關的游戲中極為重要的一項，故著重考察了宋前水嬉的主要內容和水嬉時演唱樂府詩的具體情形，指出漢唐泛舟、垂釣、船上射獵、采蓮、采菱、模仿商旅等水上游戲的興盛以及水嬉時往往聽歌觀舞為樂的傳統，乃是產生《泛龍舟》、《棹歌行》、《釣竿》、《采蓮曲》、《采菱曲》、《估客樂》等一系列數量可觀、影響深遠的樂府詩的溫床。在此基礎之上，得出三個結論：⑴觀賞者的參與是實現樂府詩娛樂功能的重要途徑之一；⑵與樂府詩演唱直接相關的活動的內容、性質、賴以產生的民俗土壤等，都有可能對樂府詩的內容和風格產生巨大影響；⑶社會歷史背景和藝術本身的發展變化并非影響文學作品興衰的全部因素，例如有些樂府詩的演唱和游戲關系密切，因此，相關游戲是否風行、樂府詩是否適合在進行相關游戲時演唱等，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樂府詩的風行程度。

　　②《樂府藝術對人物傳說流布及演變的影響》：樂府藝術對民俗文化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在樂府人物傳說的流布和演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便是一個顯例。是否有樂曲專詠人物事跡甚至以人物的名字來命名樂曲、此類樂府詩的入樂入舞情況和流行程度、歌辭能否喚起讀者興趣并為讀者預留足夠的想象空間等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傳說的流播。或因其它樂府詩的影響、或從較早的歌辭里生發、或純為樂府詩人的虛構，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節和經典的人物形象在樂府詩中誕生。

　　③《<文康樂>與漢魏六朝戲劇藝術的發展》：在中國戲劇發展史上，漢魏六朝樂府是不容忽視的一環。神仙劇作為漢魏六朝戲劇最主要的類型之一，是當時極其盛行的求仙之風的產物。其集大成之作《文康樂》在戲劇藝術上的戛戛獨造，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濫觴的“戲中套戲”，在后代戲劇中屢現芳蹤；翻新出奇的音樂設計，成為古代戲劇創新的重要途徑；針線綿密的劇情安排，更是劇作家的不懈追求。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較全面地探究了民俗對漢唐樂府產生及流變的影響，論及諸多前人未曾關注或較少探討的問題（如樂府人物考、樂府詩模式化意象與情節考、民俗文化對樂府詩主旨形成和變異的影響、游戲與樂府詩之關系、演唱活動對樂府詩題材和風格等方面的影響、漢魏六朝樂府在中國戲劇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等），為深化樂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關注樂府詩對漢唐風俗的反作用。由于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里，樂府藝術成為滿足社會各階層娛樂需要的主要途徑，它本身就是生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然多角度、多層面地影響民俗文化。而以往的樂府詩民俗研究，卻僅僅關注民俗對樂府詩的單向影響。

　　三、對樂府人物和具有民俗意義的情節、意象的考索，填補了樂府詩研究的重要空白。一方面樂府詩涉及諸多人物，在詩文、小說、民間故事中產生較大影響的為數不少，值得用力考察，但除了莫愁等極少數人物之外，鮮有問津者。另一方面樂府詩中有相當一部分情節和意象具有特定的民俗涵義，如果對此缺乏認識，就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系列的錯誤，因此，這種正本清源的基礎性工作對樂府研究而言舉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