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范大學趙軍秀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演變》（批準號為03BSS011），最終成果為專著《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演變》（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

　　該成果以英國中近東戰略為線索，集中論述和分析了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源起和演變。18世紀末，俄國向南擴張并發動兩次俄土戰爭，揭開了列強在中近東地區爭奪的序幕，“東方問題”隨之產生。出于維持“歐洲均勢”、維持地中海地區戰略平衡的需要，也出于確保英國通向東方之路的暢通及英印帝國邊界安全的考慮，英國歷經幾代政治家，從小威廉·皮特、喬治·坎寧到亨利·帕麥斯頓（18世紀末葉到19世紀30、40年代），傳統的中近東政策逐漸形成。這一政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征：第一，英國竭力主張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以此遏制歐洲其他大國特別是俄國在中近東地區的擴張；第二，英國堅持土耳其擁有對黑海海峽的主權，宣稱“當土耳其處于和平時期，海峽對外國戰艦關閉”，限制俄國戰艦隨意出入地中海，破壞地中海地區的現狀。在帕麥斯頓擔任外交大臣期間，英國利用中近東的動蕩形勢和土埃戰爭的有利時機，于1841年與法、俄、普、奧四國簽訂了《倫敦海峽公約》，公約集中體現了英國在中近東地區的利益要求，公約所確立的原則，在1856年《巴黎條約》、1871年《倫敦條約》、1878年《柏林條約》中多次加以肯定和重申，成為數十年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主旨。

　　然而，19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德國統一后迅速崛起并成為世界強國，國際關系及大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新形勢下，英國中近東戰略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完全堅持傳統政策已不可能，也不再符合英帝國的整體利益。從1875-1878年近東危機到1923年《洛桑條約》，英國政策發生了有意義的變化，其演變趨勢大體如下：

　　第一，1875-1878年近東危機期間，英國意識到奧斯曼帝國內巴爾干半島諸國的獨立已是大勢所趨，若繼續固守傳統政策將限制自己在中近東地區的行動，因此逐漸從堅持土耳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立場后退，開始將海峽問題與整個東方問題、特別是與巴爾干問題區別開來，英國全力維護自己在海峽和亞洲土耳其的利益，并通過1878年的《柏林條約》基本實現了自己的愿望。這一時期，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演變初見端倪，英俄在近東和海峽地區的對峙加劇。近東危機后，英俄在中亞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885年在阿富汗邊界發生了“平狄危機”，兩國瀕臨戰爭邊緣。為阻止俄國勢力通過中亞地區向印度邊界的推進，英國試圖使自己的戰艦獲得進入黑海打擊俄國的權利，當這一愿望遭到歐洲諸國的聯合反對時，英國陷入極度的外交孤立，為擺脫孤立，英國于1887年2月和12月兩次與奧匈、意大利簽訂了《地中海協定》，并使土耳其成為地中海聯盟的一員。英國在歐洲采取有限合作政策對抗俄國，保衛自己在地中海和海峽地區的利益。但英國只想享受同盟的優惠，卻不愿承擔同盟責任的策略，使地中海協定從一開始就十分脆弱。隨著19世紀90年代法俄同盟的建立、1894-1896年亞美尼亞危機的發生以及地中海協定續簽談判的失敗，使英國的政策未能完全奏效。英俄在海峽和近東地區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銳。

　　第二，20世紀初德國迅速增長的海上實力，逐漸威脅到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德對抗加劇。在新形勢下英國政府開始考慮調整英國與法、俄的關系，在與俄國就解決中亞爭端的商談過程中，英國首次提出以土耳其海峽為交易，促使俄國在中亞問題上讓步，并于1907年8月與俄國簽訂了協約。但該協約的條文實際并未涉及海峽，英國只送給俄國一張日后按俄國意愿修改傳統的海峽規則、解決海峽問題的空頭支票。沒有在海峽問題上的默契，即便有了英俄協約，英俄關系仍然是緊張和有裂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從未放棄過向波斯和中亞的進一步擴張，英印邊界始終處于不安寧狀態。海峽和中亞問題共同構成大戰前英俄關系中的“良性腫瘤”。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最終參加協約國一方作戰，為使俄國能夠全力以赴在東線作戰，減輕西線及海上的壓力，英國才與法國聯手，于1915年3-4月與俄國簽訂《君士坦丁堡—波斯協定》（海峽協定），應諾戰爭結束后，俄國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安排海峽和君士坦丁堡的命運。但海峽協定并不是英法對俄國單方面的讓步，英國不僅得到了波斯中立區以及把埃及變為保護國，還使俄國接受了英法對奧斯曼帝國亞洲領土的其它補償要求。《海峽協定》揭開了列強全面分割亞洲土耳其領土的序幕，戰時一系列秘密協定隨之出籠。海峽協定的簽訂，雖然使英俄長期以來的對立和矛盾在戰時特定條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卻不能成為解決海峽問題的最終歸宿。隨著戰局的發展和變化，中近東戰場出現僵持局面，英國政府開始考慮利用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以建立新的阿拉伯王國取代土耳其帝國，繼續充當自己在這一地區利益的維護者。但英國試圖在中近東地區實行雙軌外交、將戰時盟友法國及阿拉伯兩方面都納入自己戰略安排的意圖，在動蕩變化的形勢下，不僅不切實際和無法實施，而且為戰后“東方問題”的解決留下諸多后患。

　　第三，隨著十月革命的發生和俄國退出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及土耳其戰敗投降，協約國內部爭奪日趨加劇。英國為了維持戰爭后期在中近東地區取得的優勢地位和加強對土耳其的控制，既需要與法、意合作，共同逼迫土耳其接受被瓜分的現實以及遏制和破壞土耳其與蘇俄可能的結盟；又必須防范法、意，特別是阻止法國勢力在這一地區的擴張。由于戰后國際局勢的復雜多變，協約國與土耳其關于和平條約的簽訂一拖再拖，成為戰后最難產的和約。1920年8月，在英國主導和操縱下，炮制了對土耳其極為苛刻的《色佛爾條約》，并迫使土耳其素丹政府承認和接受。但法、意認為該條約沒有滿足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同時，以凱末爾為首的土耳其民族主義組織奮起反抗，堅決抵制條約。《色佛爾條約》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在不斷調整對土耳其政策的過程中，英國政府逐漸意識并最終承認，英國不可能隨心所欲地獨自安排和操縱戰后土耳其的命運，而英國最為關注的土耳其海峽問題必須與整個“東方問題”一并解決。從1920秋冬至1923年夏，英國政府從現實考慮，被迫從堅持《色佛爾條約》的強硬立場后退。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英國與其盟友法、意之間歷經了反復協商、明爭暗斗、討價還價和多次陷入僵局的談判，由于充分意識到蘇俄勢力在這一地區的重新崛起，為爭取外交主動，英國才最終放棄對土耳其所采取的激進政策，再次與法、意攜手，并通過召開洛桑會議，完成了持續三年之久懸而未決的土耳其和平條約。《洛桑條約》和《關于海峽制度公約》的簽訂，標志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終結。隨著獨立的土耳其新國家的建立，近代史上存在一個多世紀之久的“東方問題”也隨之結束。

二

　　作者選擇“英國對土耳其海峽政策的演變”為研究課題，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其一，英國的海峽政策是“東方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東方問題”是近代國際關系史上跨世紀的熱點問題。在“東方問題”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存在幾方面矛盾：一是歐洲列強出于各自的利益考慮，圍繞著如何對待日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所產生的矛盾和斗爭（肢解它、瓜分其遺產還是維持其現狀）；二是奧斯曼帝國為反對列強干涉與歐洲大國之間的矛盾；三是帝國內部少數民族為擺脫土耳其統治和壓迫，爭取民族獨立，與素丹政府的矛盾。這三方面矛盾和斗爭交織在一起，使“東方問題”涉及范圍廣，持續時間長，錯綜復雜，深刻影響著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大國關系和歐洲外交，甚至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國內外學者對“東方問題”的研究，比較集中在18世紀末兩次俄土戰爭、19世紀20年代的希臘獨立運動、19世紀30至40年代的兩次土埃戰爭、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1875-1878年近東危機等幾個時段，且研究多從俄國對奧斯曼帝國政策的角度，主要涉及的是俄國向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領土——黑海兩海峽、君士坦丁堡及巴爾干半島的擴張以及由此產生的國際紛爭。筆者雖然將時間范圍設定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但18世紀末至1875年僅作為背景，簡略回顧和概述了這一時期隨著“東方問題”的產生，英國對中近東地區的關注以及英國對土耳其海峽傳統政策的源起和形成。研究和探討的重點放在1875年近東危機至1923年洛桑會議召開和《洛桑條約》簽訂，并以英國海峽政策的演變及演變原因為獨特的研究視角。目前尚未見到國內學者對這一時段這一問題的整體性研究，國外學者雖有一些研究，但偏于概括，深入分析方面不夠。筆者在借鑒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閱讀了大量相關的外交文件、檔案資料、書信集和回憶錄等原始資料，并注重采用《英國外交事務機密文件》等頗具權威的資料，使研究建立在較為堅實的基礎上，力求做到內容翔實，觀點明確，論據充分可信。

　　其二，英國的海峽政策，在英國近代對外政策中占有顯著的地位。從英帝國形成和發展的歷程看，“歐洲均勢”政策和“帝國防御”政策是兩個互為關聯、不可分割的重要問題。一部英國近代外交史，可以看作是英西、英荷、英法、英俄和英德爭霸史，英國總是聯合歐洲大陸的次強，遏制首強，通過維持“歐洲均勢”，奪取和鞏固海上霸權，并對其海外帝國進行防御。筆者力圖通過對英國海峽政策的整體性研究（同時涉及到英國的埃及政策、蘇伊士運河政策和中亞政策），深入具體地揭示英國中近東戰略與其“歐洲均勢”政策、“帝國防御”政策以及外交總戰略之間的內在關系。

　　其三，從國際關系史的角度看，英國的海峽政策不是孤立的。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任何一個強國想在歐洲取得支配地位，都必然要竭盡全力去控制歐洲的側翼中近東，因此，英國海峽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集中反映了歐洲列強在中近東地區的爭奪與勾結，體現了歐洲各國力量對比的變化，驗證了大國外交的兩個主要特征：“均勢原則”和“補償原則”。正是列強維持中近東“均勢”的需要，才使行將衰亡的奧斯曼帝國又茍延殘喘地生存了100余年，也正是在不能完全維持奧斯曼帝國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情況下，列強又紛紛追逐補償。英國的海峽政策不僅從屬于英國對外政策的總戰略，而且與列強在這一地區的角逐及紛繁的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英國的海峽政策涉及到近代史上歐洲的主要列強，它也從一個側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這一時期歐洲形勢的特點及大國關系的本質和走向。

　　其四，當代中近東地區，包括巴爾干和海灣地區許多紛繁的國際爭端乃至激烈的沖突（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都直接間接起源于19、20世紀列強在這一地區的角逐。列強的勾結是暫時的，爭奪是永遠的，列強的爭奪與勾結是中近東地區動蕩不安的歷史根源。筆者通過分析和闡釋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與俄、法、德、奧等國在中近東地區的相互爭奪與勾結、共同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實質，也想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和闡釋當代重大國際問題的歷史與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