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孫喆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康雍乾時期輿圖研究》（批準號為02CZS001），于2002年立項，2004年3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康雍乾時期輿圖繪制與疆域形成研究》。課題組主要成員有：王江。該成果由緒論、康雍乾時期輿圖繪制的興起、輿圖的繪制、清初多元化的疆域格局、康熙《皇輿全覽圖》對疆域的標示及其依據、乾隆《內府輿圖》上疆域的變化、康雍乾時期疆域形成過程中的個案分析、康雍乾時期的疆域管轄問題、康雍乾時期制圖術研究等幾個部分組成。成果對清朝疆域的研究范圍鎖定在長城以北的邊疆地區，即東北、漠北、新疆、西藏等地區。現將該成果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內容摘編如下：

　　中國今天的版圖奠定于清，系大陸學術界長期以來基本一致的看法。因此，清代疆域形成之研究一直是史學界的熱點。但從地圖的角度來研究清代疆域形成的著述尚不多見。邊界劃分，總是同地圖標示聯系在一起，由邊界劃分而形成的國界也總要用地圖來表示。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西方國家掀起劃定邊界、向近代化國家邁進的熱潮，地圖則作為一種證明國家領土范圍的工具開始備受重視，這一時期的英、法、俄、西班牙等國都在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下繪制了自己的地圖。與此相似的是，遠在東方的清王朝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也已運用西方耶穌會士傳入的近代制圖學新方法，根據中國歷代王朝管轄范圍和邊疆各民族的活動范圍繪制帝國地圖，“當十八世紀間，即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已告竣。”并把測繪地圖與版圖的確定緊密聯系在一起。

　　從地圖繪制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繪制地圖的國家之一。李約瑟曾指出：“在中世紀這整整一千年中，當歐洲人對科學的制圖學還一無所知的時候，中國人卻正穩步地發展著他們自己的制圖傳統，這是一種雖然并非嚴格按照天文圖的原則，但力求盡可能做到定量和精確的制圖傳統。”中國建立大地坐標系統的實測地圖則萌芽于西方測量技術傳入的明代，而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地圖繪制，則始于清康乾年間，即康熙《皇輿全覽圖》。康熙《皇輿全覽圖》的繪制，不僅是中國，亦是世界上第一次運用近代制圖學方法進行的全國性測量，規模之大、測量之精確令西方國家嘆服。

　　康熙《皇輿全覽圖》這件偉大作品的完成，主要依賴于兩方面的努力，一是清廷，確切地說是康熙帝，一是西方耶穌會士。而促使二者聯手進行此事的契機則是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這與中國傳統社會里地圖功能的限定有極大的淵源。“中國制圖術的大部分歷史是和中國的政治文化聯系在一起的。這里所說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統治者及遴選出來各司其職以輔佐其統治者的學者型官僚階級的機構和實踐活動。”從清初制圖活動的實踐來看，一般都是在清廷的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地圖更多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意志和利益。中國人對版圖的理解是“國家有疆宇，謂之版圖，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人口和土地是國家賴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二者密不可分，地圖則反映了國家對二者控制的結果。《尼布楚條約》對清朝統治者傳統的疆域觀念提出了挑戰，進一步激發了康熙帝想了解自己統治范圍的欲望。由于“科學地圖似乎能給統治者提供一幅完美的‘全景監獄圖’以助其修成統一大業”，康熙帝認為耶穌會士繪制的地圖可能會使他更準確、更清楚地洞悉帝國版圖，故在纂修《一統志》的同時，康熙帝又開始了另一項大工程，即繪制《皇輿全覽圖》。在康熙帝看來，這兩項工程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沖突，因為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明確滿洲貴族在中原地區的正統地位，劃定清朝的疆域范圍。

　　就我們在檔案館所能看到的康雍乾時期繪制的地圖目錄而言，數目已經很龐大，更不用說檔案館未收藏的及大量的方志等文獻所包含的輿圖資料了。成果在這里重點選擇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來進行分析研究，是因為這兩幅地圖在清代所繪制的所有地圖中最具代表性，影響也最大，并且采用了當時最為先進的制圖方法。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七年（1717—1718）繪成的《皇輿全覽圖》由28幅分圖拼接而成。其中東北地區5幅，蒙古3幅，關內15幅，黃河上游1幅，長江上游1幅，雅魯藏布江流域1幅，哈密以東1幅，高麗（今朝鮮）1幅。地圖繪制的范圍東北至薩哈連島（即庫頁島），東南至臺灣，西至伊犁河，北至貝加爾湖，南至崖州。乾隆《內府輿圖》是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加上新的測繪成果而得以完成的。“皇上又令在朝修士，將大清一統地輿，及沿革之疆域，加工繪成圖冊，令蔣友仁鐫為銅板。友仁遵旨刊刻，刊成銅板一百零四片，每片刷印百張。”乾隆《內府輿圖》不僅是一幅歷來被認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圖基礎的中國全圖；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

　　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均對當時的疆域進行了標示，形成了一條邊界線。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雙方東段邊界。康熙一朝的地圖上，漠北地區與俄國交界處雙方尚未有明確的邊界線，大體以三汗部傳統的游牧區域為基礎，向北繪至貝加爾湖地區，西至阿爾泰山。西北地區由于康熙朝與準噶爾部的戰爭沒有結束，故只詳細標示到哈密、辟展一帶，往西在標示密度和準確性上則有很大程度的降低。

　　乾隆《內府輿圖》較康熙《皇輿全覽圖》在疆域標示上有了很大變化：（１）“新疆”的出現。從地域上講，“新疆”即古代所言之西域，意為“新開辟的邊疆”。乾隆年間清軍徹底擊潰了天山以北的準噶爾部和天山以南大小和卓木的勢力，使自古以來“沙磧千里，乏水草，絕人煙”的西北數萬里土地盡入版圖，“邊外近地編氓之聚族而居者，日以加繁，因時治宜，治以守令矣”。乾隆朝隨著準噶爾部和回部并入版章，乾隆帝遂“分命臣工，乘傳履勘，方輿晷度，并得諸目擊身親，遠近翔實，訂證舊圖”，編成《西域圖志》，使得西域從此“與腹地川原同，同登指掌矣”。此次測繪的區域，天山北路自烏魯木齊向西，依次測繪了庫爾喀喇烏蘇路、塔爾巴哈臺路、伊犁東西路；天山南路，自哈喇沙爾以西迄于葉爾羌、和闐及新疆內附諸境，一一命使測量，一如準部。此次實測地點的范圍在西經24°10′—46°30′，北緯31°11′—47°5′之間，比之康熙朝擴大了許多。除此之外，在圖上“藩屬疆索，一列簡中，用昭環拱之盛”。（２）確定了中俄中段邊界。雍正五年中俄雙方最終達成了關于中段邊界的劃界協議，簽訂了邊界條約。中俄中段邊界確定下來，條約簽訂后，清朝即將界址山河地名繕寫繪圖，及時將疆域變化在輿圖上體現出來。（３）重繪西藏地區地圖。乾隆十五年（1750）清朝在平息了頗羅鼐子珠兒墨特的叛亂后，派人對西藏地區重新進行實測，繪制了新的西藏地圖，并入乾隆《內府輿圖》。乾隆末年，廓爾喀入侵西藏，清廷派福康安等率軍入藏。廓爾喀宣布投降。清軍返回西藏著手善后事宜，包括與廓爾喀定界。清廷在與廓爾喀劃界的同時，對與作木朗、洛敏湯、哲孟雄等各交界處的舊界亦重新進行了勘查梳理。

　　通過研究，成果將地圖上疆界的形成歸納為三種模式：通過訂立條約來確定邊界，如中俄東段和中段邊界及中國同尼泊爾之間邊界的形成；按照傳統習慣線來劃界，典型的是康熙年間中朝之間邊界的確定；軍事戰爭勝利之后的劃界，如乾隆朝取得對準戰爭勝利后，清朝與哈薩克、布魯特等政權之間的邊界的劃定。

　　由于“任何地圖都不能脫離它所產生的背景而成為純粹客觀的表現物”，因此各種現實因素、制圖者的空間觀、政治觀及其與外界環境的關系制約著地圖所體現的內容。康雍乾時期的輿圖大多是在官方的領導下完成的，因此，這一時期的輿圖更多反映的是清朝統治階級的思想和觀念。尤其是在封建時代里，帝王的思想和意識往往會起到相當關鍵的作用。在成果里，作者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重點探討了清代地圖上的疆域是怎樣形成的問題，并大致摹畫出了一條邊界線。隨后，作者以個案分析的形式，對統治者的主觀因素對疆域范圍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以說明清代疆域的形成過程并非像在地圖上所表現的那樣簡單，而是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

　　清廷十分注重用輿圖來表明自己的疆域范圍，并力求地圖的精準性，這種輿圖繪制觀念在當時世界上是非常先進的。但是，從疆域觀上來講，清廷與當時歐洲國家相比，則明顯滯后了。雖然《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的相繼簽署，使得清朝在處理同周邊的國家和政權的關系上，除恪守傳統的朝貢體系外，又添入了條約關系，這使得清朝統治者傳統的疆域觀念受到了很大沖擊，與以往各朝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從本質上而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觀念仍是清朝處理邊疆問題的主要指導思想，其制約著清廷對邊疆尤其是邊界地區的管轄和治理。步入近代以來，中國邊患四伏，除去中國國勢衰微、強敵環伺這一主要因素外，清廷本身對邊疆地區的施政不利也是一個不能不考慮的因素。

　　最后，成果對清代制圖術的有關問題作了一個簡要的論述。中國雖然很早就形成了繪制地圖的傳統，但康熙《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府輿圖》由于采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西方測繪技術而在中國地圖學的發展史上占據著獨特的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當時在華耶穌會士的努力。清前期為清廷從事大地測量工作的耶穌會士在以下兩個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的觀念和制圖學方法介紹到中國，并運用到中國的制圖實踐中去；同時，又將有關中國的地理知識傳播到歐洲，對西方了解中國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的制圖傳統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并存，乃至達到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與耶穌會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則來自于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西方制圖技術在康雍乾時期曾經輝煌一時，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并沒有將中國制圖術從此引上西方的軌道，歐洲制圖術也沒有取代中國傳統制圖術的地位，中國傳統的制圖術依然在流行著，直至鴉片戰爭以后，而這有著多方面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