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孝經學史

　　四川大學舒大剛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孝經學史》（項目批準號為03BZS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孝悌仁之本”、“百善孝為先”。中華民族自古有“尊老”“敬長”傳統，《孝經》就是集中反映這一傳統，并且教導人們如何恰當而有效地履行“孝道”的經典。由于孝悌之道的普及，《孝經》的傳播和研究也構成了中國儒學的組成部分，甚至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方面。該成果全面回顧了《孝經》傳播史和研究史，認真總結了歷代學人的《孝經》學成果，清理了許多學術積案，同時也揭示了《孝經》對促進中華文化個性特征的形成，具有的重大歷史作用。同時，考察了歷代因推廣《孝經》而實現移風易俗的歷史經驗，為構建當代和諧社會提供了范本。

　　該成果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孝經》學史，全書分15章，對上起先秦、下迄20世紀2500年間《孝經》流傳和研究的歷史，進行了系統考察。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二章認為“先秦是《孝經》的孕育、形成和初傳時期”。孔子繼承和發展了“二帝三王”虞夏商周以來的“養老”制度、“重乎喪祭”的禮樂文明和“尚德貴齒”的風俗習尚，以及倫理與政治結合的“孝治”傳統，形成了“敬”“養”一體、“孝親”與“政治”結合的“孝道觀”，并初步形成了《孝經》的文本，開啟了《孝經》2500年的傳播史。孔門弟子，閔子騫、曾參孝悌篤實，有若、曾參、子思也孝論卓著，特別是曾子，在《孝經》筆錄成書并初步傳授方面，貢獻獨多。戰國時期戰亂頻仍、禮壞樂崩，但《孝經》仍得到傳授，樂正子春、魏文侯、孟子、荀子都有孝論留下，發展了孔子“孝道”學說，樂正子春和魏文侯還撰有《孝經傳》和《儒家者言》等首批《孝經》學文獻。

　　第三章認為，兩漢時期，《孝經》被當成經典傳授，并初步形成《孝經》學研究規模。秦的暴政和焚書，再次將國人推向愚昧和野蠻的邊緣。西漢統治者汲取秦朝“仁義不施”、“五倫不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教訓，適時提倡儒家孝道。該成果考察漢人恢復“孝道”和傳播《孝經》歷史：高祖尊養“太上皇”，開啟漢代“孝治天下”先例。惠帝、高后開始舉孝悌力田，文帝惠賜天下孤老，養老與敬親傳統重回神州大地。惠帝“除挾書律”，秦人顏芝所藏《孝經》由其子貞獻出，是為今文《孝經》；漢武帝時，魯恭王又從孔子壁中發現《古文孝經》一部，于是《孝經》文本齊備。文帝設《孝經》等傳記博士，武帝罷傳記博士置“五經博士”，兼授《孝經》、《論語》；漢昭帝令賢良文學共治《孝經》，宣帝在郡縣置學校，在鄉聚設庠序，置“《孝經》師”。迄至東漢，《孝經》傳授有隆無替，光武帝令虎賁習《孝經》，章帝令期門羽林之士讀《孝經》，孝道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孝經》教學和研究蔚然成風。西漢出現了長孫氏、博士江公、后蒼、翼奉以及安昌侯張禹等《孝經》專家以及由他們名氏命名的研究成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用陰陽五行觀解釋“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命題，使《孝經》原理得到哲學闡釋。在漢代，劉向校書時對《孝經》進行整理，他參校今文古文二本，除其繁惑，以今文十八章為主，形成了《孝經》定本。同時，孔安國、桓譚、衛恒、許慎、鄭眾、馬融等人皆傳《古文孝經》，于是形成今文、古文兩大傳播系統。

　　第四章探討了六朝時期《孝經》研究和學術分裂之局。這一時期，雖然儒學不振，經學凋蔽，但是“《禮》學”、“《孝經》學”卻相對繁榮。政府除了在政策上提倡孝道外，皇帝和皇太子還身體力行地宣講和研究《孝經》，南北史中，關于皇帝、皇太子聽講、講授、注疏《孝經》的記載，紛見迭出，形成曠古未有“皇家《孝經》熱”。“縱誕”與“節行”并存，“玄言”與“義理”同在，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基本風尚。晉人專門為《孝經》傳播在國學中設立博士，使《孝經》傳授更加制度化；《孝經》文獻數量龐大達100余種，遠遠超過兩漢和隋唐五代。《孝經》向少數民族地區深入，出現一批少數民族語言的著作和譯本；南朝王儉撰《七志》，將《孝經》超《詩》越《易》列于“經部”之首，體現了對《孝經》的重視；在“三教”爭辯中，“孝道”觀念得到普遍認同，僧、道二教人士不僅翻譯（或自撰）反映“忠孝”思想的經典，而且親自注解《孝經》。由于南北政治形勢的分裂，《孝經》研究也出現南北異治現象，北朝行《孝經鄭注》，南朝又出現《古文孝經孔傳》，形成《鄭注》和《孔傳》并行局面。六朝《孝經》學文獻體裁增多，出現了《集注》、《義疏》、《講義》和專題性著作，甚至還出現了《孝經》的仿作（如《武孝經》、《二九神經》）。

　　第五、六章主要研究隋唐五代時期《孝經》學，揭示了《孝經》研究由六朝的紛爭逐漸走向一統的過程。重點研究和展示了唐玄宗在“《孝經》學”上的兩大業績：一是開元六年下令群臣討論《鄭注》、《孔傳》優劣，二是玄宗于開元十年和天寶二年兩次親撰《御注》，對《孝經》的推廣和普及起到了決定作用。該成果還重點討論了大歷出土《古文孝經》問題。認為，大歷初年李士訓在灞上發現的“石函絹素《古文孝經》”是真正的漢物，歷經李白、李陽冰、李服之、韓愈、歸登、張籍、賀拔恕等人傳授，到五代又有郭忠恕、句中正、李建中等人傳習，到北宋又得到司馬光、夏悚、范祖禹的繼續采用，在今文之外別樹一幟。成果還考察了隋唐《孝經》仿作情況，重點研究了《忠經》（托馬融）和《女孝經》（鄭氏），根據《忠經》避諱和陳子昂文集，論定《忠經》撰于唐高宗時期。

　　第七、八、九章是關于宋遼金元時期《孝經》學研究。宋代是《孝經》學史上一個十分特別的時代，孝道在此時不僅得到繼續提倡，而且成為社會的普遍倫理，成為從皇帝到庶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史稱“仁宗之仁，孝宗之孝”名副其實，這與第一個提出“孝治天下”的漢朝相比也不遜色。成果指出，隨著漢學向宋學過渡，《孝經》解讀也隨之而有理學化傾向。宋學以“理”（或“心”）至上，《六經》皆我注腳，《六經》亦供我驅使，凡合“理”者才是真理，稍有不合則是庸言，雖圣經賢傳亦刪之不惜。兩宋出現“疑古惑經”現象，懷疑《孝經》不是孔子或曾子所作，指為“秦漢間陋儒”抄成，以為不足信據。朱熹刪削《孝經》，輕開擅疑古書先例，影響所及，達于元明，流風所扇，及于近世。宋人還力圖尋找漢唐《孝經》學之外更可靠的古本，對秘府所藏蝌蚪書《古文孝經》是尊是信，司馬光、范祖禹提倡《古文孝經》，又出現古文復興氣象。成果還考察了邢昺《孝經注疏》，發現《邢疏》基本上是《元疏》的繼承，而其新添部分卻多有錯誤。以陸九淵弟子楊簡、再傳弟子錢時等構成的“心學”派中人，出于對朱子疑經改經的反動，堅持《古文》原貌，重返漢人舊典。但他們不知道宋代《古文》實與孔壁《古文》有別（實出大歷本），強與孔壁《古文》比勘，“厘正其篇次”，改宋從漢，結果反而破壞了宋本《古文》面貌，將司馬光“言之不通也”注文也引入經中了。

　　第十、十一、十二章是關于明清《孝經》學史的研究。指出此期《孝經》學特色乃由“理學”而“心學”、自“義理”而“考據”的轉變。一方面繼承宋元以來朱子“理學”一統天下之格局，官方仍然推行朱學以便教化。但同時又出現了《孝經》學“心學化”和“考據化”的趨勢。在《孝經》闡釋上，注重人類自性良知良能的啟發，將孝道的天然本能開發得活潑真切，使人油然而生“愛親敬親”之性，重新找回了被理學埋沒了的“父子之道天性”原理。

　　在《孝經》文獻校勘上，出于對朱、吳《刊誤》、《定本》的厭惡，明清學人比較重視《孝經》文本原始面貌的恢復，特別是重視對《孝經》學文獻的辨識。又由于反對宋學“以理穢經”，清代學人便直接漢儒，對已經失傳的漢儒《孝經》文獻進行了細致的輯佚和恢復工作。清代《孝經》學研究出現了三大趨勢，一是考據趨勢，二是史學趨勢，三是辨偽趨勢。特別是對乾隆、嘉慶時期從日本傳來《古文孝經孔偽》、今文《孝經鄭注》進行辨偽活動，更是影響深遠。

　　成果認為，明清統治者為維護君主絕對專制，一味提倡忠君報主，強調忠君大于孝親，將人性的、理智的孝道，推向了“愚忠愚孝”的極端。成果還揭示女子學習并教授《孝經》、《論語》的現象。

　　第十三章討論20世紀“孝道”和《孝經》問題。歷史進入20世紀，《孝經》以及中華孝道也受到不合理的批判，《孝經》研究幾乎走向死胡同，《孝經》被污蔑為“不值一讀”的膚淺之物。直到80年代后，客觀公允地研究《孝經》的文章才陸續產生發表。

　　該成果是《孝經》在中國的傳播史，也是中華孝道的流行史，兼具一定學術性和現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