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宋學勤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梁啟超新史學的當代解讀》（項目批準號為07CZS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尤學工、張雷、宋燁。

　　一、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梁啟超新史學產生的本土因素。梁啟超新史學的孕育與產生有著中西史學交匯的背景，既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與傳承性，該部分系統分析了其基本內容和建構模式以及與社會轉型的歷史關聯。踏著時代步伐，跟隨文化發展前進的人，才能得到時代的承認，文化的承認。當西方近代文化成為新生的、先進的文化，指示世界發展潮流時，梁啟超順應之，但他又不是完全西化的人物，孕育他的母體是中國傳統文化。當西方文化在梁啟超身上大放異彩，他轉而去研究中國史學時，使中國史壇一掃過去迂腐習氣、陳舊觀點，別開生面地開辟了史學研究的新路徑。所以說，梁啟超的史學論著跨越了傳統學術，開創了新的學術天地。其新史學思想的孕育與產生有著中西史學交匯的背景。

　　1．映照在新史學中的“東學”背景。梁啟超在構建新史學體系的過程中，通過日本大量吸收了西方思想、學術、文化，這些“東學”因素如何與梁啟超已有的傳統文化根柢有機的融合在一起的，學界分歧很多。為解決這個問題，這項成果結合當今史學的發展對一些傳統看法進行再審視，在對近代輸入的西學資料與梁啟超有關著述之間作比較分析的基礎上，對梁啟超融合中西學的理念與方法從學理上作重點分析與探討，揭示出梁啟超融合中西學的理念與途徑，從梁啟超的縱深思索中探討中國史學發展的走向。通過梳理分析梁啟超對舊史學的否定與反省，對西方歷史理論的批判與吸納，對中國歷史文化主體性的關注等，我們可以看出，梁啟超有著融合中西學的自覺意識，積極吸收西方哲學及人文學科中的許多先進思想與方法，而且把它融入其“知層”，變成其知識結構的一部分。梁啟超在每引進外來思想時，都不是只搬弄外來新概念、新名詞，不是簡單地稗販外來思想，而是通過自己的吸收、理解，與對中國現實的歷史思考結合起來，反映了中國人的學術民族特點。梁啟超接納和改造西方新學理是從這樣幾個層面來考慮的，中國需求---主體融會---吸取精華---具體運用。他所有的引進和輸入都是基于中國視角而且伴隨著濃重的中國情結進行的，他的思考始終圍繞著中國，始終是從中國的問題出發。

　　2．歐游后新史學的發展態勢。梁啟超歐游后對新史學的反省意識與積極探索的精神是可貴的，也是最難實踐的。他的反省精神與創新意識勢必會導致他史學思想的多變，他是在多變中創新，在多變中求發展，從而也使他的新史學表現了自省性與發展性的鮮明特色，但不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對國家對民族的摯愛，與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反省精神。事實證明，史學理論、方法或研究結論，應在史學實踐中不斷有所發展更新，才能始終保持生氣和活力。梁啟超晚期史學思想的變化是求真求實、獨立自由的理性精神與學術創造性的集中體現。當然，梁啟超晚年新史學最重要的變化體現在他對傳統史學的態度上。

　　3．對舊史學的批判反思和對新史學范式的探討。眾所周知，在《新史學》中，他把傳統史學放在審判的地位上，對傳統史學進行了全面的解剖，也是一次解構傳統史學的過程。歐游后，梁啟超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傳統史學作了進一步的總結，并在此基礎上繼優發展。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繼承與吸收使他的新史學思想更為完善，是他重構新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梁啟超通過對舊史學的批判與反思，將舊史學中的合理因素熔鑄進他所鍛造的新史學范式中，在舊史學傳統向新史學范式的過渡中，他有意識地進行著一種結構轉換的創新探索，并以此來規劃新史學的路向。在此過程中，他對史學優良傳統進行闡釋，對傳統歷史編纂問題進行總結，對傳統史家疑古辨偽思想進行檢討，發掘傳統史學理論的永久價值，其目的在于把握中國史學演進的內在邏輯，重建中國史學研究的新范式。

　　4．梁啟超多學科治史視野的前瞻性。20世紀初年，梁啟超就提出了類似今日的“跨學科研究”主張。晚年則對跨學科研究作了進一步的思考，即史學與其他學科的結合，梁啟超治史視野之開闊令今人汗顏。梁啟超新史學方法論的核心之處是倡導跨學科的治史方法。這項成果從梁啟超的研究實踐中總結出多學科治史視野的前瞻性及其所蘊涵的豐厚的方法論資源，從當代新史學語境出發，進行大量的具體研究，考察梁啟超當年提倡的新史學與今天的新史學存在的承繼關系和內在淵源，并指出其中給予當代學者的“范式”意義上的啟示。梁啟超不僅大力倡導多學科研究，而且身體力行。梁氏運用最多的是社會學、心理學、統計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以此作為開拓史學新局面的理論利器。以社會學的理論與視界治史是梁啟超史學方法的一大特點，社會學中的許多理論直接催生了梁啟超新史學的內容和方法。從心理史學的角度探討歷史進程是梁啟超跨學科方法的一大貢獻。作為歷史統計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梁啟超于1922年就作了《歷史統計學》的講演，倡導將統計方法納入歷史研究。對地理學與歷史學的整合亦是梁啟超治史的一大特色。

　　5．梁啟超新史學方法論的再審視。梁啟超喜談方法，重視治史方法的探究，這不僅表現在他的專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與補編這兩本書中，在他的很多學術史著作中，都隱蘊著重要的方法論原則，許多行之有效的學術方法，就存在于他成就斐然的學術經典或名著之中，“以學術史材料作方法論文章”是梁啟超治學的一大特色，也是梁啟超新史學方法論建構的一個重要部分。梁啟超重視對時代思潮的研究、把握，是他探討學術文化史的重要視角。他還大力倡導當代人應作當代史，這使得他的學術文化著作激蕩著時代的精神，充溢著啟蒙的思想。梁啟超一生對中西學術文化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但始終從文明的視點出發，從域外反觀國內來進行比較研究。

　　6．全球視野下的梁啟超新史學。轉換視角來觀照梁啟超史學，將之置于世界史學發展進程中，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將他與歐美史家新史學思想進行比照，再結合當前國內外史學發展現狀指出，梁啟超史學透露出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方向，其融會古今中外理論的自覺意識及實踐探索的成敗得失，對當下史學研究深有啟發。

　　二、成果的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這項成果在盡可能全面客觀地把握梁啟超史學的基礎上，本著省思其學術方法、昭示當今史學的研究旨趣，分析梁啟超革新史學的進路、視野、方法論及其具體實踐，為推進當代史學的發展提供參考。在研究過程中致力于對梁啟超新史學體系的系統探討，把梁啟超新史學的前后期融為一體，對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作了縱橫兩方面的系統性考察。最為重要的是，成果深入地探討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對其進行多角度的審視與反思，從而揭示出許多以前為學界所忽視或注意不夠的地方，為梁啟超的新史學構建一個系統的體系。由于梁氏的早逝，他的很多學術抱負沒有來得及實現，但他的很多思想蘊含于其豐富的史學實踐中，需要我們的積極的、細致的挖掘與系統的總結。其次，這項成果注意到了研究方法的創新，采取歷時研究與共時研究相結合的方式對梁啟超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在研究過程中，循著梁啟超新史學發展變化的軌跡，認真、全面地梳理史料，擺脫一些表面和偶然因素，從最能體現梁啟超史學本質的因素入手進行研究，以抽象概括的理論形式客觀地評價梁啟超新史學，不是只注意梁啟超的片言只語，研究中詳細地占有材料，將本質和非本質的東西分清楚，然后下結論。在具體論述時，既有宏觀把握又有微觀分析，做到整體研究和重點分析相結合。成果還恰當地運用比較史學的方法，將梁氏與同時期的國內與國外史學流派與史家比觀對照，找出他們的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更深刻地理解與領會了梁啟超新史學的價值。成果從應用價值來說，通過清理梁啟超新史學的思想遺產，反思百年來史學發展的脈絡和得失，為當今史學發展提供借鑒。梁啟超對中國史學的宏觀把握，反映在許多領域，在史學方法上也多所創新。近代許多學者都是因受到梁啟超著作的啟迪而成長起來的，20世紀中國史學的諸多命題，大多能從梁著中找到端倪。當今學界，梁氏的許多論斷也一再被稱引，引發出許多新的研究課題。深入探討梁啟超新史學的本質，省思其學術方法，對于觀察現代史學走向，推進當前的史學工作更具有直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