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樊光春研究員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北地區道教歷史與現狀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4BZJ013），最終成果為專著《西北道教史》。課題組成員有：李育華、張應超、王京陽、劉文。

　　該成果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一、主要內容

　　全書設置緒論和8卷29章110節。

　　緒論部分，記述西北道教的歷史軌跡及其特點，主要從4個方面予以論述：第一，西北道教的人類地理學淵源；第二，道教創立年代及其與佛教傳入的關系；第三、西北道教的4個發展階段；第四、西北道教的現代走向。

　　卷一 ，西北道教地理。通過本卷，反映西北道教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地理環境。既包括原始道教形成的人文地理因素，也包括西北政區變動和民族遷徙對道教傳播的影響，還包括古代神話傳說尤其是西王母-黃帝神話對道教神仙信仰結構的決定性意義。

　　卷二 ，西北早期道教。本卷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文獻檢索，論證道教在西北地區產生的前提條件、思想淵源、體制因素，把西北道教放在中華文明發展的大背景下，以事實來展開論述。重點在于，漢代形成的黃老道是道教最早的組織形式，漢武帝時期形成的若干宗教祭祀制度實際上成為道教科儀的源頭。東漢末期出現在巴蜀漢中地區的五斗米道上承黃老道派，下傳樓觀道派，是道教組織正規化的開端。

　　卷三，隋唐西北道教。本卷從時間和空間兩維，分別對西北道教做出立體的描述。從縱向的時間方面，記述了隋唐兩代國家宗教政策對道教發展的推動作用；從橫向的空間角度，涵蓋包括西域在內的西北全部領土，對中央政權控制區所有地區的道教活動都予以記錄，藉此反映華夏宗教傳統的輻射過程。就道教自身的教義和教派傳播方面，重點記述了樓觀道的歷史沿革、南方上清派傳入西北、道教經典的匯集、煉丹術的成敗等重大事件。為了系統說明隋唐王朝崇道政策對道教發展的影響，詳細考證論述了長安道觀的分布和發生在長安的重大事件。

　　卷四，宋-西夏道教。宋代西北道教有兩大特點：一是宋王朝效仿唐代通過制造道教神話來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崇道政策的形成與西北道教關系密切，因此促進了道教宮觀的興建；二是道教徒對實現長生不老的神仙信仰的途徑出現重大改變，教義解釋發生重大轉折，由重在追求肉體長生轉變為強調“積精成神”。本卷以內丹術在西北的興起為主線，全面記述了兩宋西北道教的傳播和道觀的分布情況；同時對西夏境內的道教活動和相關信息給予了概略記述。

　　卷五，金元西北道教。本卷是全書的重點。金元時期的西北道教從組織形態來講可謂達到頂峰，教團規模和正規道觀數量都為歷代最盛。由西北興起的全真道，帶動了道教的全面發展，其關鍵人物為王重陽、馬丹陽和丘處機。為了深層次反映西北全真道的昌盛局面，從3個方面予以突出論述：一是全真道在西北活動的主要人物事跡；二是全真道宮觀在西北各地的分布；三是全真七子的杰出代表丘處機一系在金元時期的傳承。

　　卷六，明代以后的西北道教。明代以后，西北道教教團呈散亂狀態，雖然大部分為全真道傳承，但很難整合為清晰的派系，只有龍門派和華山派廣泛分布并延續至今。由于明王朝的推動，明清兩代的多神祭祀場所急劇增加。加之中央政權實際控制的版圖日益擴大和定型，道教信仰和祭祀場所擴展至更廣大的地域，因此從整體上看，明清兩代西北道教傳播的范圍超過歷代。民國以來的近百年間，西北道教逐漸衰落，至上世紀60年代達于谷底，近20年有所恢復，某些方面有新的發展。

　　卷七，西北道教著述。本卷4部分：一、道經匯集；二、敦煌道經；三、西北道教著述存目；四、西北道教金石文獻概述。

　　卷八，附錄。包括3個部分：一、西北道教碑（金）石目錄，收錄西北歷代碑石、銘文共計1181篇，其中未著錄190篇；二、西北道教研究文獻總目，收錄自1962年至2007年出版的各類道教專著55部、論文533篇；三、西北道教大事年表�！�　二、重要觀點

　　第一，關于道教創立的年代，本成果采用國內外可靠的最新研究成果，否定張陵創立道教的陳說，以西北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張陵所創五斗米道，只是兩漢黃老道的一個分支，就西北具體情形而言，黃老道的形成當以西漢成帝時甘忠可造作《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為標志。

　　第二，西北道教發展可劃分為4個階段：原始道教階段，起始于戰國至秦代的方仙道；民間宗教階段，起始于西漢黃老道；義理道教階段，起始于北朝樓觀道；宮觀道教階段，起始于金代全真道。

　　第三，漢武帝是促成道教組織產生的關鍵人物。在武帝之前，道教信仰滲透于宮廷上層；武帝時系統形成至上神概念、偶像崇拜、固定祭祀場所、專業神職人員，均為國家制度；武帝以后，出現西王母信仰、道士稱呼和民間教團。

　　第四，五斗米道在漢中實行政教合一達30年，與漢水上游地區早期道教傳承關系密切：一是王君在西城山傳授《三皇天文大字》和《五岳真形圖》，二是李八百—唐公房在城固修道成仙的傳說，三是張修在今漢中—安康一帶長期傳播五斗米道。至于漢中的五斗米政權，應當是張修與張魯二人共同創建的。張修攻占漢中9年后被張魯襲殺，其原因在于二人與劉璋的關系方面意見不合，因此不能否定張修在建立漢中五斗米政權中的作用。

　　第五，五斗米道北遷之后不久，即出現樓觀道，樓觀道派中的個別人物事跡也表明樓觀道與五斗米道有傳承關系。一方面，在秦隴地區出現大量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另一方面，原先為五斗米道重要群眾基礎的秦隴氐、羌等民族大量遷入關中地區，雕鑿了許多道教造像碑和佛道合一造像碑，反映出北朝西北道教的昌盛勢態，為北魏、北周滅佛崇道政策的執行提供了適宜的社會環境。

　　第六，《老子化胡經》是佛道關系中一個難舍難分的癥結。本書通過對《老子化胡經》產生和流傳過程的分析認為：《老子化胡經》是在秦漢時期老子神化的基礎上，首先由佛教方面“出口轉內銷”式傳播于中國，而后為道教所演繹，最終發展為兩教大論戰，并以道教的慘敗為終結。本書還以梳理《老子化胡經》為主線，分析了西北地區佛道兩教的關系，在否定道教形成于佛教傳入之后的前提下，認為在魏晉時期西北佛道兩教尚處于勢均力敵的狀態，而盛唐時佛道兩教在寺觀和僧道的數量方面，也并非學界過去所認定之20：1，歷代兩教比例大約在3：1左右。

　　第七，對于王重陽創立全真道的動機，過去學界的主流意見是王重陽懷有北宋遺民心態，出于抗金意識而隱居終南并進而創教以保存漢民族固有宗教文化傳統。本書通過史料排列認為：王重陽由咸陽南遷終南劉蔣村并非出于隱居需要，其劉蔣別業乃家族所置房產；王重陽在“遇仙”之時，尚在酒監任上，說明他與金政權持合作態度。至于他創立全真道的真實動機，則應是直接繼承宋代陳摶和張伯端兩個道教學系。

　　第八，對明代以后西北五省區的道教分布做出了歷史地理學的解析，以史實比較否定了明清以后道教衰落的觀點。

　　第九，通過大量史料的排列分析，對敦煌藏經洞經卷外流之事進行了系統梳理，認為敦煌經卷外流并非道士王圓箓之過，其責任應由政府承擔；王圓箓并非歷史罪人，而是守護敦煌石窟和發現藏經洞的功臣，應當予以正確評價并恢復被余秋雨損害的名譽。

　　第十，金元以后，全真道在西北地區占主流地位，但正一道自明代以后仍有少量分布。除散居民間外，其固定道場主要為各地城隍廟。近現代，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的正一道教徒數量遠遠超過全真道，并且擁有相當數量的道觀。

　　第十一，近現代，民間道教信仰與全真道教事活動相交織，是西北大部分地區道教活動的基本面貌。本書用個案分析的方法，以陜北白云觀為例，論述了宮觀道教與民間道教的密切關系。

　　三，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西北地區是中華民族早期主要的發祥地，因此也是中國原始宗教的主要起源地區。在原始宗教土壤中生長出來的道教因素，在許多方面首先出現于西北地區。在道教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西北地區提供了它生存和活躍的基本條件，因而在西北地區上演過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在當代道教界，西北地區保存的全真道原始風范對全國道教仍具有重大影響力。對這一地區的道教歷史與現狀展開深入研究，對于展示道教在西北地區的發展軌跡和地方特色，從而充實和完善中國道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該成果以翔實的文獻考證和深入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全面論述了道教在西北地區的起源的發展脈絡，披露了許多新材料，并據此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對同行的學術研究和加深社會層面對道教的正確認識，都具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