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學張國碩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先秦時期人口流動、民族遷徙與民族認同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6BMZ01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魏繼印、劉余力、陰春枝、趙俊杰、王瓊、石曉霆、李昶、李晶、宋澤群。

　　一、主要內(nèi)容

　　這項研究成果在全面收集有關材料的基礎上，運用民族學、考古學、歷史文獻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參考人口學、古文字學、地理學、生態(tài)學、人類學、軍事科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對先秦時期的人口流動、民族遷徙及民族認同課題進行了系統(tǒng)、綜合研究。

　　成果約30萬字，共分8章。第一章為緒論，對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族群、民族集團、人口流動、人口往復、人口遷移、民族遷徙、民族認同等概念進行闡釋，述論先秦民族與民族集團的形成軌跡，并界定該課題研究的目的、意義、內(nèi)容以及研究范圍、研究方法。第二章為史前時期的人口流動與族群遷徙，在確定諸族群文化的基礎上，分別對前黃帝時代、黃帝時代、堯舜時代的人口流動與族群遷徙進行探索，并剖析其形成原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別探討夏商、西周、東周時期的人口流動與民族遷徙，在確定諸族群文化遺存的基礎上，對三個時期的人口流動、民族遷徙進行深入研究，并剖析其形成原因。第六章研究先秦時期對華夏民族的認同進程，并剖析華夏民族認同形成的原因。第七章探索先秦華夏民族認同對后世民族認同的影響。第八章是結語。

　　二、重要觀點

　　這項研究成果認為，先秦時期，在黃河、長江流域及北方地區(qū)，形成了眾多部落、民族與民族集團。不同的部落、民族和民族集團之間在進行文化交流的同時，人口流動和民族遷徙活動也屢有發(fā)生。在人口流動和民族遷徙過程中，由于政治、軍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個族群對華夏民族的認同逐漸形成。這種民族認同觀念對秦漢以后的中國歷代王朝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史前時期，我國境內(nèi)已出現(xiàn)了小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現(xiàn)象。黃帝時代，隨著各地交流的初步開展，孕育了最初的人口流動。堯舜時代，人口流動已屢有發(fā)生。在夏代，一定范圍的人口往復和人口遷移活動頻繁顯現(xiàn)。來自不同區(qū)域和異族的人員在夏政府機構中任職，夏軍隊足跡履及各地，一些受夏控制的部族、民族定期朝拜夏王；而都城多次變遷所引起的人口遷移成為夏代人口流動的突出特點。較大規(guī)模、較大范圍的人口流動伴隨殷商時期。來自各地和異族的人員在商政府機構中任職，商王朝政治斗爭、龐大軍隊的軍事活動，商王朝與周邊部落、民族的頻繁交往等，都導致一定規(guī)模的人口往復；而伴隨都城“屢遷”而出現(xiàn)的人口遷移是商代人口流動的一大特點，婚姻、俘獲等也是人口遷移的重要形式。西周是先秦人口流動較為頻繁的時期。多個政治中心的設立，官僚機構官員的選拔任用，各項政治活動的開展，戰(zhàn)爭的進行與軍隊的巡訪駐守，周王室與諸侯之間以及中原與周邊民族的交往活動等，都伴隨有一定的人口往復；各個諸侯國封地的變動和都城的變遷引起的人口遷移較為常見，與政治、軍事相關的婚姻活動以及流刑的較多使用也是人口遷移的主要方式。東周時期，隨著社會大動蕩的逐漸加劇和各地交往的不斷開展，人口流動達到了高潮，具有規(guī)模大和人員組成復雜、流動性強、向強國或重視人才的國家流動等特點。其中既有各類人才的流動，也有政治避難、謀生而引起的人口流動，零散的武士以及各類文士組成的士階層不斷流動于各地。

　　早在前黃帝時代，小規(guī)模的族群遷徙現(xiàn)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分布于河南中部的裴李崗文化族群中的分支曾向東、西、北三個方向遷徙，山東、河北一帶的北辛-磁山文化族群也曾向西遷徙，今浙江境內(nèi)的古越民族也曾向外進行大范圍的遷徙。至黃帝時代，族群遷徙現(xiàn)象已較多出現(xiàn)，表現(xiàn)出規(guī)模大、范圍廣的特點。黃帝集團族群以中原地區(qū)為中心，向周圍大規(guī)模外遷。早期活動于河南西南部的顓頊族群，晚期可能遷徙到今河南濮陽一帶。與此同時或稍后，東夷集團族群也曾西遷和南下，而苗蠻集團族群曾向北大規(guī)模遷徙，黃河上游地區(qū)的氐羌部族不斷向西南地區(qū)大范圍遷徙。堯舜時代，各族群遷徙活動更加頻繁。分布于晉南地區(qū)的陶寺文化屬于陶唐氏文化遺存，其族群來源與東方的河北、山東等地關系密切。主要活動于晉西南地區(qū)的有虞氏族群，最初可能是從豫魯相鄰地區(qū)遷徙而來，定居晉西南后部分成員又北向遷徙至臨汾盆地，陶寺文化中期發(fā)生大的變異與有虞氏舜的強勢進入有直接關系。主要活動于豫西的夏后氏族群中的一部分曾北遷晉南，陶寺晚期發(fā)生明顯的變異和充滿暴力色彩當與夏后氏禹對有虞氏的政治顛覆活動有關。此外，夏族群中的一部分在禹時期也曾南下遷徙至長江中游地區(qū)，共工集團曾被多次強制遷徙，屬于華夏集團文化的造律臺類型族群中的一部分還曾南下遷徙至江蘇洪澤湖之南區(qū)域，失敗后的三苗集團一部分外遷南方廣大區(qū)域，而屬于百越集團的良渚文化族群也曾北向遷徙至蘇北、魯南甚至中原地區(qū)。

　　隨著夏王朝的建立與勢力的強大，夏族逐漸向四方擴展殖民，導致夏族成員遍布黃河、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qū)。夏亡國以后，相當一部分夏族人選擇向外遠徙，遷徙方向主要是晉陜地區(qū)、東南江淮地帶，另一部分可能向西南地區(qū)遷徙。商族以善于遷徙而著稱。先商時期，商族在不斷遷徙中發(fā)展壯大，并最終推翻夏王朝。商王朝建立之后，不斷向外擴大勢力范圍，伴隨的就是商民族向四方的遷徙發(fā)展。此外，龍山文化晚期和夏商時代，北方民族曾大規(guī)模南下遷徙。

　　周族在先周時期也是在不斷遷徙中發(fā)展起來的。西周時期，民族遷徙達到高潮，周族人被迅速分散到東方廣大區(qū)域。與此同時，亡國后的殷遺民被迫遷徙到指定區(qū)域，部分商族人因懼怕周人的迫害和報復而遠徙他鄉(xiāng)；東夷、西戎集團也有一定規(guī)模的外遷舉動。東周時期，各民族之間的遷徙更加頻繁。中原族群逐漸向黃河中下游以外的區(qū)域如東北西部、晉陜北部、甘青地區(qū)和長江流域遷徙，同時西北、北方地區(qū)的戎狄也在向黃河中游的廣大區(qū)域內(nèi)遷。

　　造成先秦人口流動與民群遷徙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既有氣候與環(huán)境的變遷以及人口膨脹等客觀原因，也有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主觀原因；有的流動與遷徙原因是單方面的，有的流動與遷徙則是多種因素綜合所導致的。

　　先秦時期的華夏民族認同，大概經(jīng)歷了西周早期周人對夏的血緣認同、春秋時期諸族群主要是對華夏的文化認同、戰(zhàn)國時期周屬族群對華夏的區(qū)域認同等三個大的階段。源自不同的族群之所以認同華夏民族和華夏文化，其原因主要有5個方面：一是頻繁的人口流動、民族遷徙以及民族大融合是華夏民族認同的基礎；二是華夏勢力的擴展是華夏民族認同的直接誘因；三是先進的華夏文化和禮俗以及文化交流是華夏民族認同的動力；四是大一統(tǒng)思想觀念的產(chǎn)生是華夏民族認同的理論源泉；五是諸侯爭霸、統(tǒng)一戰(zhàn)爭以及國家發(fā)展的需要導致各族群對華夏民族的認同。

　　先秦華夏民族認同對秦漢之后的民族認同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魏晉至明清時期，生活在中原地區(qū)的族群，無論國家和民族如何發(fā)生變故，始終以華夏人自居，堅持華夏文化傳統(tǒng)。而進入中原的諸多民族，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文化甚至血緣上大多產(chǎn)生了對華夏文化和華夏民族的認同。

　　三、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

　　這項研究成果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首次在學界系統(tǒng)、綜合論證先秦人口流動、民族遷徙與民族認同。二是運用多學科交叉與整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得到多學科、多角度的支持。三是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專業(yè)性、系統(tǒng)性和創(chuàng)新性。成果中有關先秦各個時期人口流動、諸民族遷徙及其原因的探討，華夏民族認同的進程及其原因的論證，以及陶唐氏、有虞氏、夏族、商族、周族、北方民族文化遺存的確定及民族遷徙軌跡的研究，或為首倡，或為前人學術觀點的發(fā)展，皆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或新意。

　　這項研究成果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發(fā)展、古代民族與國家的形成與發(fā)展歷史，均具有學術價值和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訂和完善學界對中國古代人口史與民族發(fā)展歷史的認知，進一步推動對中國古代人口流動與民族遷徙課題的深入研究。有關華夏民族認同的研究成果，對于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諸課題的研究皆有裨益。

　　這項研究成果中有關華夏民族認同的內(nèi)容，對于維護中華傳統(tǒng)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民族團結和國家的統(tǒng)一，遏止各種分裂勢力，具有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這項研究成果還有助于加深、細化對中國文明本土起源及國家、民族起源等問題的研究，澄清諸如“中國文化西來說”、“五帝時代非信史”、“夏民族是杜撰出來的”等錯誤認識，這對于增強民族自信心與自豪感，同樣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