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大學崔明德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隋唐時期民族關系思想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7BMZ008），最終成果為專著《隋唐民族關系思想史》。課題組成員有：馬曉麗。

　　一、主要內容

　　這項成果在考釋大量文獻資料、借鑒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對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思想進行深入探討。成果不僅研究這一時期民族關系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背景及條件，而且考察民族關系思想的淵源、發展及影響，同時也重視對民族關系思潮的探討，全面展示了各類人物思考和認識民族關系的心路歷程；既挖掘、研究和提煉各類人物民族關系思想的基本觀點、思想內涵、理論深度，又分析他們的經歷、性格、個人素養以及當時各種思潮與其思想形成的關系，也考察這些思想的實踐成效、歷史價值及時代意義；既研究民族關系思想逐步深化與完善的過程，又考察和分析民族關系思想在當時被接受的程度，也分析民族關系思想的特點、實質及歷史局限；既探尋這些思想合理的部分作為借鑒，也為各類人物的民族關系思想做出合乎理性的價值定位。

　　這項成果共十六章。第一、二章對隋朝的“君臣一體”、“威服德懷”、“離強合弱”、“辟土服遠”、“大一統”、“天下大同”以及分化瓦解突厥等思想認識進行了全面探討與闡述。第三、四、五章對唐朝貞觀年間的民族關系思想作了全面研究，重點考察唐太宗和褚遂良的民族關系思想，系統論述內地派、河套派及河北派在安置突厥問題大討論中的思想交鋒。第六章從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缺乏正確系統的民族關系思想這一新的視角分析該時期民族關系惡化的原因，并對這一時期的民族關系思潮進行比較細致的探討。第七、八章全面論述唐玄宗和唐德宗時期的民族關系思想，辨析唐玄宗的多事四夷思想與秦始皇、漢武帝思想的區別，唐德宗思想與行動的脫節以及劉貺和嚴尤“三策論”的差異等問題。第九、十章全面梳理和客觀評述從唐憲宗到唐朝末期各類人物的民族關系思想，基本恢復了這一時期民族關系思想的全貌。第十一至十五章全面考察分析突厥、吐蕃、西域諸國、回紇、南詔等少數民族政權首領的民族關系思想，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第十六章對隋唐時期民族關系思想相關著作及作者進行了考證和分析，為繼續深化民族關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條件。

　　二、主要觀點

　　1．中國民族關系思想是各個時期各個民族的各類人物對中國民族關系的認識，是幾乎所有統治者制定民族政策、處理民族關系的理論基礎；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軍事家及普通民眾對歷史上民族關系的反思，也有他們對當時民族關系現狀的理性思考和客觀認識，還有他們對民族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的預見。反思是為了吸收前人的智慧，汲取前人的經驗，接受前人的教訓；預見未來走向，是為了更好地規劃和處理民族關系。當然，他們的反思和認識，有的屬于真理，有的或許是謬誤；有的比較客觀，有的則非常偏頗。他們對未來民族關系的預設方案，有的符合民族關系的發展趨勢，有的則過于理想而不切實際。

　　2．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思想在中國民族關系思想史上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這一時期的民族關系比較活躍，各民族之間的來往相當頻繁，為各類人物觀察、思考并認識民族關系以及進行理論闡述和概括提供了必要的條件與豐富的資料。二是從思想體系來看，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思想已達到比較成熟的程度。三是這一時期各類人物觀察和認識民族關系的視野比較開闊，對他們的思想觀點闡述得比較深刻。四是這一時期的一些思想觀點不僅具有劃時代意義，而且對后世產生過重要影響。

　　3．漢族、少數民族、“漢化”及“胡化”等四種人物的民族關系思想，是中國民族關系思想的組成部分。各類人物民族關系思想的形成會受到多方面的影響，這其中既有家庭和社會的影響，又有個人對民族關系的深切體驗，也有傳統民族關系思想的浸染，還有當時民族關系思潮的影響。

　　4．隋朝長孫晟“離強合弱”思想之所以能發揮巨大作用，主要因為：其一思想資料的真實性；其二思想本身的完善；其三得到了隋文帝的大力支持，有了付諸實踐的條件。

　　5．唐太宗民族關系思想的價值，首先在于維持了以唐朝為中心囊括周邊各少數民族在內的大一統局面；其次喚起了少數民族自尊的覺醒，重現了少數民族人的價值；第三，把當時的道德水準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6．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民族關系不斷惡化的根本癥結，在于缺乏正確的系統的民族關系思想作為行動指南。作為封建帝王來說，唐高宗和武則天都沒有形成完整的民族關系思想體系，所以在處理民族關系時經常茫然失措，四處碰壁。作為在京任職的中央大臣來說，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資料，因而絕大多數人也沒有形成系統的、完整的民族關系思想。即使有個別十分關注民族關系的有識之士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民族關系思想，但由于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很難找到實踐的園地。而那些長年生活在邊陲的有識之士，則根據當時的現實需要，在總結歷代民族關系的經驗教訓中，形成了比較完整、系統的民族關系思想，因而基本維持了民族關系局面，使大唐王朝在激烈的民族沖突中危而不倒，險而不傾。

　　7．唐德宗的威與信并立思想是中原帝王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理論，但因其常在威與信之間搖擺不定，所以難以付諸實踐。唐德宗在戰與和問題上的反復不定，必然使其在威與信之間搖擺不定，最終導致吐蕃劫盟，使唐朝損失慘重。陸贄的民族關系思想雖博大精深，具有完整的理論體系，熔批判性、建設性和可行性于一爐，但由于其批判性太強，涉及面太寬，不太容易被帝王所接受，因而難以在實踐中發揮它的指導作用。劉禹錫雖然非常向往“百蠻向化，四海無虞”，也提出了有助于改善民族關系的思想觀點，但因其在政界影響不大以及多年都處于被貶地位，所以他的思想也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相對而言，由于韋皋立志高遠，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加之他長期在西南地區開展“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工作，使其“永同一家”及“西南向化”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8．高昌首領麴文泰之所以膽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權威地位挑戰，主要因為他做出了三種錯誤的判斷：第一，與西突厥簽訂了“共為表里”的盟約，誤以為得到了對方的支持；第二，誤以為唐朝沒有出兵高昌的實力；第三，誤以為高昌距唐朝遙遠，唐朝無法到達，即使到達也不堪一擊。高昌很快被唐所滅，在很大程度上與麴文泰的錯誤判斷和決策有關。

　　9．在南詔與唐朝、吐蕃的三角關系中，既有對抗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當兩個政權處于平等地位或得到平等地位的承諾時，就容易合作，否則，就會出現裂痕，甚至爆發戰爭。兩個政權同盟關系的破裂，背后都有第三者插手。由于南詔常“挾唐為輕重”，因此，唐朝在南詔、唐朝、吐蕃的三角關系中始終起著主導作用。南詔異牟尋的“永為唐臣”思想觀點的產生，除了深受吐蕃的欺壓之外，主要還有如下三個方面因素：一是南詔與中原王朝有著比較密切的淵源關系；二是唐朝因勢利導，積極爭取；三是深受鄭回的影響。異牟尋和韋皋共同創作的《南詔奉圣樂》，具有非常明確的指導思想，都想突出“西南向化”的主題，既反映了南詔脫離吐蕃歸附唐朝的現實，又體現了唐朝統治者希望“西戎、北狄悅服”、天下一統的理想追求。

　　10．隋唐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編撰了大量的與民族關系思想相關的著作，這些著作既體現了他們對歷史和現實民族關系的認識，也為研究民族關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盡管這些人物著述的風格不盡一致，側重點也不完全相同，但從總體來看，這些人物以及他們的著述大都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共同之處：第一，他們都是博學之士，都有滿腹經綸。博學使他們熟知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對現實的民族關系有更加深刻的認識。第二，他們著述的出發點大都是為最高統治者提供治理邊疆和處理民族關系的信息資料和經驗教訓，也可以說都是經世致用之作。第三，他們的著作大都引起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第四，他們大都有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或工作的經歷，對少數民族比較了解，一方面為他們撰寫相關著作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他們對民族關系有了更加接近實際的感悟和認識。第五，他們大都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因而他們的著作大都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三、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這項成果比較系統地梳理和研究了隋唐時期民族關系思想，有助于應對國內外學術界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的研究熱潮，正確把握這一研究熱潮的發展趨勢。成果豐富了中國民族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內容，有助于民族理論乃至中國思想史和民族關系史的學科建設與發展。無論是漢族政治家的“愛之如一”及“天下一家”等思想，還是突厥、回紇政治家的“天下一統”、“以水洗血”等思想，都對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鞏固及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這項成果對進一步維護國家統一，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系，構建和諧社會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