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大學程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互動研究》（批準號為01AGJ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馮舜華、徐坡嶺、劉洪鐘、曲文軼。

　　該項成果將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轉軌兩個問題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創造性地從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構建了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的互動模型，并以該模型為基礎對二者關系進行了系統而嚴密的闡述。這一分析對于深刻理解經濟全球化和我國的經濟轉軌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與我國加快轉軌進程的政策取向

　　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文獻中被使用的頻率愈來愈高，而且受到各國政界的高度重視。理論界對經濟全球化形成的時間、內涵、動因、影響等諸多問題，尤其對經濟全球化本質的認知，尚存在不少分歧。不過，這些研究有一共同特點，就是通常僅從技術層面理解經濟全球化，而忽視它事實上還包含另外一個重要層面——制度的融合。對后一層面的理解，離不開計劃經濟國家市場化取向的制度轉型。

　　通過對歷史的系統梳理和分析，研究認為，對于經濟全球化，國際分工是物質前提，國際貿易是先導，資本國際化是重要的推動力，跨國公司是主導力量，經濟金融化是催化劑，網絡化是技術平臺，國際協調機制是保障手段。這些均屬于技術層面的因素，是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條件；而計劃經濟國家市場化的體制轉型，顯然屬于制度的層面，是經濟全球化真正得以實現的基礎性因素，是經濟全球化的必要充分條件。

　　沿著這一邏輯思路，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也只能從制度的層面給出。作者認為，人們經常所說的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更加自由的流動，進而實現更加優化的配置，這實際上是對經濟全球化諸多表現以及核心內涵的高度概括。至于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則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正在愈來愈多的民族國家中得到采納和應用，在這種情形之下，正在出現世界范圍內經濟運行“游戲規則”的同質化進程。這兩者互為依托，相互促進。

　　對經濟全球化的上述理解對于我國加快經濟轉軌進程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導意義。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計劃經濟國家啟動市場化的經濟轉軌進程，人類社會由以往經濟國際化的發展階段進入到經濟全球化時代。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國際化的重要區別是，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日益成為普適制度。面對新的外部經濟環境，面對新形勢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中國必須找準制定政策的取向。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經濟國際化時期中國的基本國策是改革開放，那么，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基本國策必須轉為開放改革。

　　改革開放時期，改革是一種完全自主的行為，改革過程中的制度建設和策略設計以我為主。開放為改革和發展服務，開放的領域、范圍、深度、程序以及規則等，也是可以自主決定的。然而，融入全球化經濟運行以后，中國必須接受全球通行的經濟規則，國內的經濟制度必須與全球普適的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接軌。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其核心在于制度創新。國際經驗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了制度作為經濟增長內生要素的極端重要性。以日本為例，它本來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但由于戰后的制度創新卻實現了充分利用全球資源，迅速成長為當今世界的第二號經濟大國。而原蘇聯本來資源十分豐富，卻因體制僵化而導致經濟上的慘敗，甚至統一的國家最終解體。制度創新，對于中國等轉軌國家而言，目標就是制度接軌，就是盡快建立起具有本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任務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市場價格機制、自由流通的生產要素市場、各種經濟法規、明晰的產權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宏觀調控體系、稅收體系、反壟斷體系、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其中，統一的市場體系、自由的企業制度和邊界清晰的政府職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主要任務。

　　第一，建立統一的市場體系，是實現制度接軌的先決條件。統一的市場體系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價格是引導市場變化的主要信號；二是各類市場健全，使得商品和要素能夠按照經濟主體的意愿自由、合理地流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轉軌國家建立統一的要素市場創造出適宜的外部環境，因為在開放經濟的競爭條件下，外國商品和外國企業的進入為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帶來示范和激勵效應。同時，來自外部的競爭也對轉軌國家建立健全各類要素市場產生巨大的壓力。以金融市場為例，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反映了新興金融市場的脆弱性，1998年爆發的俄羅斯金融危機更是直接讓轉軌國家為“年輕的”金融市場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些危機表明，忽視市場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就必然喪失穩定持續地發展社會經濟的可能。

　　第二，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是保證市場制度有效運轉的決定性因素。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需要兩個約束條件：一是產權約束，主要指組合而成企業的各種資源的產權應有明確嚴格的界定及可靠的法律保障，對企業資源的支配運用應有明確的責任主體、行為主體和利益主體，形成責權利有機結合的經濟制約機制；二是競爭約束，是指需要有充分競爭的市場機制為企業經營提供客觀的衡量標準，包括充分競爭的產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勞動力市場等。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轉軌國家的企業開始直面國際競爭，必須向競爭對手學習，首要的就是學習企業制度的轉變。各類企業的制度轉型，尤其國有企業的制度轉型，必須按照自由企業制度的兩個約束條件進行。按照這種邏輯，中國作為轉軌國家重建企業制度應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股權稀釋和產權明晰化，二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前者旨在實現企業所有權的多元化，使得所有者到位；后者旨在確保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出正確的抉擇。

　　第三，明確邊界清晰的政府職能，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保障。傳統理論認為，政府是市場的替代，即政府履行的是一種彌補市場失靈的功能。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政府面對跨國貿易、跨國投資、跨國資本和要素流動劇增所帶來的挑戰，在制定政策時必須更加關注本國及與外國市場需求之間的關系，在稅收、匯率、交易規則等方面做出及時的反應。然而，這些挑戰對于不同類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的含義是不一樣的。無論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經濟全球化時代判斷一個政府的優劣不能僅以規模大小為標準，而應取決于政府質量。對于當前的中國而言，政府職能的轉變尤其要注意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按照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同質化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職能。政府職能主要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保護市場的公平競爭，而把分配資金和配置資源的任務主要交給市場去完成；二是推進制度創新，有效推動和引導經濟轉軌；三是優化市場環境，建立和完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市場制度體系，以便吸引世界范圍內的優質資源為我所用。四是借助政府力量大力加強法律法規建設，減少直接的行政規則，這既有利于減少以至杜絕“設租”和“尋租”的機會，也有利于政府的廉政建設。

　　三、防范來自經濟全球化風險的對策思路

　　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是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游戲規則”的同質化。所有國家按照同一“游戲規則”參與全球經濟活動是合乎邏輯的，但收益和風險卻并不對等。在同一“游戲規則”面前，發達國家處于有利的地位，而欠發達國家事實上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主要原因是：第一，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較弱，競爭力不強；第二，欠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運作啟動較晚，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不高，無論是在宏觀調控方面，還是在微觀組織方面，經驗都很欠缺；第三，市場化“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往往更多地是被發達國家所控制，對欠發達國家往往不利，起碼目前的情況是如此；第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除了民族國家之外，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一支新的十分重要的經濟主體，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和發展方向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跨國公司，尤其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都是源于發達國家，而欠發達國家在短期內又很難形成自己的對全球經濟能夠產生重要影響的跨國公司。

　　從以往的經驗和目前的情況分析，經濟全球化的風險可能產生在五個方面：第一，經濟全球化使欠發達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第二，經濟全球化使欠發達國家國內經濟發生波動的可能性增加；第三，經濟全球化有可能使全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有利于發達國家而不利于欠發達國家；第四，經濟全球化使欠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出現新的難度；第五，經濟全球化有可能使欠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增強。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處在轉軌進程中的國家，對于防范來自經濟全球化的風險，既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又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對此，作者提出以下三點對策思路：

　　第一，正確處理國內制度建設與快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轉軌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較之發達國家面臨更大風險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差異。與后者相比較，前者無論是制度的基礎條件還是監管體系，都顯得還很薄弱。如果說堅固的制度基礎和健全的監管體系可以抵御市場恐慌的說法是正確的（當然并不總是如此，因為即使成熟的資本市場有時也遭遇恐慌，比如1987年華爾街的例子），那么，轉軌國家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更為重要的是，開放并不能自動地補足制度的缺失。經濟全球化能夠給我們快速帶來資本和技術，但卻不能快速地帶來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高超的市場駕馭能力。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加快國內制度建設與完善的步伐，制定謹慎有力的結構重構政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加強對外開放的協調性。

　　第二，強化政府在經濟全球化風險防范中的職責。我國是轉軌國家，市場要素還未充分發育，市場體系尚不健全，法律制度也欠完善，容易受到來自經濟全球化風險的沖擊，因此，必須加強政府對國內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關鍵點在于，必須加強金融監管，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必須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的控制，以維護國家的政治經濟主權和保護國內民族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努力避免資本外逃。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這對于化解和防范經濟全球化的風險，也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渠道。一是密切與跨國金融機構的母國監管當局的信息溝通，按照巴塞爾要求對金融機構實行全方位的監管，對不符合監管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予以堅決阻止；二是針對流進與流出本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建立起動態的跟蹤數據，并與相關國家實現數據互換，以使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流動時刻置于國際監督之下，為政府間多邊監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據；三是鑒于現行的國際金融機構跟不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步伐，應同有關國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新的游戲規則的制定，促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職能的調整，以期建立符合更多民族國家利益的全球經濟金融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