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龍江大學法學院馬長山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公共領域的興起與和諧社會的法治秩序構建》（項目批準號為06BFX002），最終成果為專著《公共領域興起中的法治訴求》。課題組成員有：孫光妍、苗梅華、陳景輝、楊昌宇。

　　這項成果以公共領域的理論分析范式為基點，立足當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公共領域蓬勃興起及其媒體輿論的發展趨勢，運用國家與公民社會、公共領域與協商民主的理論框架和實證分析方法，對公共領域與法治秩序的深層關聯和內在作用機制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剖析、論證和研究。成果共分七個部分：導論；公共領域的興起及其“中國”意義（第一章）；醫療體制改革：公共領域的合法性供給（第二章）；彭水詩案：公共領域的權力制約訴求（第三章）；廣州“禁摩”：公共領域的多元權利平衡取向（第四章）；物權法爭議：公共領域的公民性塑造功能（第五章）；結語。通過這些研究，探索了中國公共領域興起的特殊取向、媒體輿論與法治進程的雙向互動、多元對話協商的法治機制、中國法治道路的未來走勢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出公共領域的興起已成為當代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新興動力。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六個部分。

　　第一是社會轉型：中國的公共領域正在蓬勃興起。縱觀公共領域理論的歷史發展，阿倫特側重于“政治性”解釋，哈貝馬斯側重于“現代性”解釋，約翰·基恩側重于“民主性”解釋。當代的公共領域理論呈現出一種分殊化的取向，但大多數理論家還是沿著哈貝馬斯的研究路徑，把公共領域視為當代公民社會的重要構成要素。其軸心是以公共場所、民間組織、新聞媒體等為憑借和載體的，廣大公眾平等、自由地發表意見、交流看法和對話溝通，進而對公共事務進行多元自主的商談討論、檢視反思、理性批判、價值認同的重要平臺，是利益訴求、社會心聲、公眾意見得以形成、匯集和表達的基本場域，它所形成的理性共識和公眾輿論，構成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源泉和法治秩序基礎。當下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它與歷史上以往任何一場社會變革都不同，它使中國延續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徹底發生了“斷裂”，從此走向“商業文明”。在這一重大的歷史進程中，國家與社會開始真正發生了分離，特別是公共領域開始蓬勃興起，展示著特殊的“中國”意義和問題，孕育了濃重的民主法治訴求，構成了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新興動力。

　　第二是公共領域的合法性供給機制。通過對醫療體制改革的媒體討論的實證分析，深入研究了社會公眾對公共政策的民主參與、廣泛討論、反思批判和理性對話過程，挖掘了公眾輿論對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供給機制。當代中國已進入一個多元化、自主化、世俗化的社會，能夠整合社會的已不再是“政治動員”，而是多元利益和權利的承認與保障，因此它更多的不是靠“文化大革命”那種真理訓導，而是憑借新時期的理性共識。尤其是當代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起，已成為一種龐大的社會力量，它反映著社會變革時期復雜的社會心聲和多元利益追求，使得公眾輿論成為多元社會中“社情民意”的晴雨表。這樣，公共領域的多元對話和理性共識就不僅踐行著“三個代表”精神，也是黨和政府傾聽呼聲、凝聚民心、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平臺；它不僅成為公共決策的民主監督力量和價值考量尺度，也是社會和諧和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支撐力量，從而為國家制度設定、公共權力運行和公共政策實施提供了合法性根基。

　　第三是公共領域的權力制約訴求。通過對彭水詩案這一典型個案的研究，實證考察了媒體監督和公眾輿論影響權力運行的復雜過程，分析了中國公共領域所賦有的民主監督、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功能，從而推進法治國家和法治秩序的建立。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起，使得國家權力及其運行“站在了陽光下”，接受著人民群眾和公眾輿論的監督、批評和審視，也使得社會正義、公民權利、弱勢群體的呼聲與訴求受到公眾輿論的關注、支持和保護，從而形成了來自于社會空間的、開放民主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促進了權力制約、權利保護和民主法治秩序，為國家權力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提供了重要保證。

　　第四是公共領域的多元權利平衡取向。通過以廣州“禁摩”事件的媒體關注為切入點，深入剖析了公共領域的多元利益、多元價值、多元權利的訴求及其平衡過程，而公共領域的這種多元權利平衡機制恰恰為民主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動力。公共領域的興起，使得媒體平臺成為多種意見表達、多種利益要求、多種權利主張、多種價值期待的公共空間，它在抵制國家權力濫用、經濟權力擴張的同時，也構筑了社會力量之間理性對話、民主協商、寬容互諒、反思回應的民主開放平臺，這就確立了多元權利、多元利益和多元價值訴求的“自我平衡”機制，從而控制沖突、化解矛盾、促進溝通理解和社會整合，推進了自主自律、平衡互動、理性反思的“民間治理”機制和和理性規則秩序，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第五是公共領域的公民性塑造功能。通過對當代全球化時代公民性塑造的新需求、新發展、新變化的理論研究，并結合對中國物權法爭議，特別是媒體廣泛關注和討論的分析，探尋公民在公共領域平臺中的價值表達、行為取向和公民性塑造過程，從而闡明公共領域對公民性的塑造及其法治價值。公共領域的興起，使得社會公眾能夠更方便、更快捷、更直接、更經濟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社會事務的討論和對話中來，這就為社會公眾提供了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民主協商對話、民主管理的廣闊社會空間，也為社會公眾積累民主生活經驗和技能、塑造公民文化和公民精神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機會，從而促進了公民性社會資本的形成和多元兼容的公共精神的確立，為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秩序提供根本性支撐。

　　第六是中國法治道路的未來走向。通過對當代世界不同國家的法治發展變革考察，以及對中國30余年來民主法治進程的深入分析和近年中國公共領域興起的實證研究，發現當代法治的發展是非模式化、流動性的，它更多地呈現著一種多元整合的互動平衡取向。因此，盲目模仿“西方”或者固守“本土”，都是有悖于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事實表明，在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中國正在開啟特有的法治發展道路，公共領域的興起及其所負有的法治功能和機制，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著民主法治進程的“中國”問題、“中國”動力與“中國”希望，它也會為全球化時代的法治發展做出應有的“中國”貢獻。

　　這項成果在闡明、論證了上述重要觀點的同時，實現了以下學術或理論創新：

　　一是致力于探索“生活中的法治”。基于當下中國法治理論研究的“現實轉向”，特別是西化的“宏大敘事”研究居多、本土的實證研究較少的現實，這項成果致力于對中國法治進程的現實性、對策性研究，因而，通過深入媒體輿論過程和個案解剖的方式，努力探索“生活中的法治”機制及其問題，從而實現了學術方法和理論的創新。

　　二是拓展了法治研究的新領域。大眾傳播時代公共領域的全球崛起和中國公共領域的蓬勃發展，不僅帶來了重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也創造了重大的新興學術視域和前沿理論空間。但是，我國關于公共領域的研究卻剛剛起步，尤其是公共領域與法治秩序的研究少有問津，這與公共領域的蓬勃興起及其對法治進程的影響形成強烈反差。這項成果把握了這一理論脈搏和時代發展，從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多維視野出發，嘗試建立了公共領域與法治秩序的相互關系理論，實證研究了公共領域的法治功能和作用機制，努力拓展了法治理論研究的新視野、新領域，積極探索了中國法治進程的現實進路，從而具有較好的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

　　三是挖掘了民主法治進程的新興動力。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民主法治進程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國家，但時至今日，這種動力則主要來源于社會。也就是說，30多年的社會分化重組、利益權利萌生、社會組織增長、思想觀念變革等等，促發了濃重的民主法治訴求。特別是網絡時代的迅速發展帶來了令人震撼的社會景象，媒體網絡已成為民眾表達訴求的重要通道，成為黨和國家民主科學決策的重要考量尺度。這項成果立足這一時代背景，深入挖掘了公共領域興起這一新興動力，探索了它所負有的法治意義和功能機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與現實性、理論性與實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