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康繼軍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7CJL010），最終成果為專著《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傅蘊英、張濤、孔東民、汪鋒等。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更高的開放性和更多的市場自由，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鑒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經驗事實明顯與經濟制度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密切相關，因此對經濟轉型過程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

　　這個課題的研究對象是1978—2007年中國經濟體制轉型與經濟增長的互動軌跡，研究總體建立在對中國轉型30年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測度、評價、理論機制及應用研究上。首先，在對現有新制度經濟學經驗研究方法加以總結的基礎上，構建轉型期制度變遷進程指標體系，對中國整體及各地區制度變遷的進程進行了量化測度。其后，基于新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課題運用動態計量經濟學、面板數據分析、空間分析等實證研究方法對中國轉型期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重點包括開放、制度因素變革的“經濟轉型”以及地理空間對制度變遷、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后，就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應用研究。

　　一、主要內容

　　這項成果的主要內容由三部分構成：

　　第一部分為中國轉型期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測度研究。主要研究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內涵、特征、范圍，經濟體制總體和各組成部分的市場化進程、全國總體和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的相互關系和量化測度方法，并對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和市場經濟地位進行評價。本部分研究內容形成專著第一篇“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測度研究”，包括第1、2兩章，通過構建市場化指數定量測度中國轉型期的市場化進程，為后續研究提供制度變量指標。

　　第二部分為經濟增長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通過建立經濟增長的制度分析模型，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政府行為、財政規模、財政分權、企業市場化、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化、要素市場化等方面的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探索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依據，弄清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歷史必然性。研究內容形成專著第二篇“中國轉型期經濟增長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包括專著第3、4、5章，以第一篇所構建的市場化指數作為測度制度變遷進程的制度變量，運用協整理論和動態建模、面板數據分析、空間計量等方法分別建立了動態制度分析模型、分地區經濟增長模型和空間計量分析模型，對全國及各地區的經濟增長規律以及空間制度溢出效應進行了量化分析與研究，從而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從宏觀(全國)到微觀(區域)的系統深入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得到了“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市場化進程確實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近年來的貢獻愈加顯著”的一般性結論，為應用研究提供了基礎與依據。

　　第三部分為經濟體制改革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研究。研究經濟體制改革對資本配置效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傳導機制、地區差異的影響，以及對外開放對我國宏觀經濟產生影響的傳導機制和途徑。研究結論形成專著第三篇“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對宏觀經濟影響的應用研究”，包括第6—10章，主要是在前兩部分研究基礎上，遵循從一般到具體的研究思路，將反映制度變遷的制度變量引入宏觀經濟的具體方面的研究，以考察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同時對本項目所構建的市場化指數這一制度變量及包含制度變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在分析和研究某些具體方面問題中應用及其效果再一次地進行驗證。

　　二、重要觀點

　　第一，中國轉型期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測度研究。在回顧中國經濟轉型歷史進程的基礎上，課題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全國及各地區經濟結構在時間維度上的相對進步以及地區間比較的相對差異做了定量測度，設計并計算了衡量經濟轉型進程的制度變量——市場化相對指數，從指數的數據特征和圖形分析的結果看，該指數較好地描繪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化進程。

　　第二，中國轉型期經濟增長的動態制度分析模型研究。課題運用協整理論和動態建模方法建立了一個經濟增長的動態分析模型，對模型的動態計量經濟分析結果表明，該模型較好地模擬了市場化影響下的中國經濟增長的變化規律。

　　第三，中國轉型期各地區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水平效應與增長效應研究。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以Mankiw-Romer-Weil模型為基準加入制度變量建立模型，研究以經濟體制市場化水平及其變動衡量的中國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的水平效應、增長效應以及轉型與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表明：(1)加入制度變量后的修正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經濟轉型對經濟增長具有水平效應；(2)經濟體制市場化水平及其變動對解釋中國經濟轉型期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差異具有顯著作用，經濟轉型及其變動對經濟增長具有增長效應；(3)經濟體制市場化水平及其變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

　　第四，中國轉型期各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計量模型研究。空間分析的結果表明制度因素與GDP、資本和勞動要素一樣具有集聚與溢出的空間效應，即存在制度溢出效應。在考慮了各要素的空間效應后，市場化進程在1998—2001年階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6.2％，在2002—2005年階段約為10.8％，這表明了經濟體制的市場化進程確實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而且近年來的貢獻愈加顯著。

　　第五，中國經濟轉型對貨幣需求影響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盡管3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金融體系發生了較大的轉型，但是只要通過引入適當的制度因素，采用恰當的計量建模方法，仍然可以得到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該模型能夠很好地模擬市場化影響下的中國貨幣需求關系的變化規律。

　　第六，中國轉型期金融市場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建立指標體系對中國金融市場化進程所涉及的金融中介市場化、政府行為市場化改革、金融市場自由化、金融對外開放等各方面變化情況進行量化測度，并采用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中國金融市場化的四個方面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因果關系檢驗。

　　第七，中國經濟轉型期制度變遷影響下的商業銀行資本與風險行為研究——兼論巴塞爾協議在我國的實施效果。結果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和風險行為具有較強的特殊性。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商業銀行資本與風險行為之間存在正向變動關系，資本金占比的提高同時伴隨著資產風險的上升，提高資本水平對銀行風險行為的逆向激勵作用明顯，僅僅提高資本充足率水平的監管措施并不能完全降低銀行資產風險。同時，由于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劇了銀行的市場競爭，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迫使銀行追求更高的收益，表現為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銀行的風險追求行為更為明顯。因此，銀行監管部門在強調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同時，也應該重視提高資本對銀行資產風險的逆向影響，應該綜合運用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和其他監管措施，如資產投向控制、強制信息披露等，才能約束銀行的風險行為，防止出現銀行在提高資本金占比的同時資產風險也大幅增加的情況。

　　第八，中國轉型期政府支出、金融發展、對外開放與企業投資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支出顯著地促進了企業的投資，說明政府支出的“擠入”效應大于“擠出”效應；其次，政府投資對企業能否更好地利用投資機會沒有顯著影響，這意味著政府支出的增加僅僅在水平上影響了企業的投資決策。在金融較為發達或者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情況下，企業投資更為謹慎而且效率更高；再次，基于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分別考察，發現東部地區的檢驗結果與基于全國的類似。中部地區的政府支出與金融發展提高了企業的投資水平，但是這種提高的投資水平并沒有體現出較高的效率。從西部地區的檢驗結果來看，政府支出和對外開放都不顯著，這可能與西部地區的政府支出和對外開放本身都落后于東部和中部地區所致。接著，按照企業的最終控制人我們把全部上市公司分為中央所屬企業、地方所屬企業以及民營企業三種情況，檢驗結果發現不同性質的企業存在一些差異，非東部地區的地方政府所屬企業似乎在開放中獲利更多，而民營企業在投資機會的把握上體現了更高的效率。

　　第九，中國轉型期制度變遷對區域創新能力及其“制約因素”的影響研究。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創新能力存在顯著差異，一方面源于研發人員和研發費用投入的差異，而更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各地區的創新環境及其他制約因素的影響。總體來說，金融支持力度、研發人員、研發資金投入、技術市場交易額和市場化指數對專利有正向影響，但就提高區域創新能力而言，教育費用支出和FDI并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

　　三、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成果全面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國家總體及地區層面的制度變遷進程，運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對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機制模型與實證研究。研究方法的創新之處在于：一是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側重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大量運用前沿動態計量經濟學、面板數據分析、空間分析等數量經濟實證研究方法。二是貫徹“邏輯化”與“多元化”的分析主旨，在考察轉型期制度變遷與宏觀經濟增長關系問題時既重視多視角，又強調邏輯化。在對轉型期制度變遷——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測度研究、轉型期經濟增長的制度分析模型研究以及制度變遷對宏觀經濟影響研究時，都遵循先國家總體后各地區的邏輯次序，在考察制度變遷對宏觀經濟影響時，從貨幣需求、金融市場化、投資、創新等多視角全面進行分析研究。三是綜合應用多種經濟學理論，如研究中結合新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進行模型研究，強調理論的綜合應用。

　　這項成果嘗試為中國經濟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一個合理的“制度”解釋，研究結果有助于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豐富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成果，為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實證支持。相關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以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被大量其他研究者引用，相關研究結論及部分政策建議已被重慶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吸納，納入中共重慶市委及市府部分相關政策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