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侯惠勤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及其當代價值》（批準號為01BZX009），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姜迎春、周宏、黃明理、郝清杰。

　　研究認為，意識形態在當代是個極其重大的課題，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尤甚。對于“文革”失誤的糾錯拷問著意識形態的歷史定位：如何在克服“泛意識形態化”的同時避免“非意識形態化”？對于“蘇聯模式”的反思拷問著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制度：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適應時代主題的轉換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拷問著傳統的意識形態話語：如何在“話語體系轉換”（“說新話”）中不割斷歷史、不割裂馬克思主義（“不丟老祖宗”）？再進一步，社會主義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的“民主化”意味著進步還是倒退？經濟上的“市場化”是再生還是毀滅？思想價值觀上的“多元化”顯示出生氣還是病態？在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各種民族主義思想的沖突、人權主義和主權主義的爭斗以及紛繁的觀念碰撞和沖突中如何堅持科學進步的立場？在這些重大問題上的任何偏頗都將導致理論上實踐上的重大失誤，因而其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代中國理論視野的重大熱點。這里首先關涉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可以說，這是當代中國全部意識形態爭論的理論源頭。該成果“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及其當代價值”正是關于這一當代理論爭論源頭的基礎性研究，力圖做到思想上正本清源，學理上充分可靠，導向上堅定正確。

　　這一研究成果的內容結構主要由導論和理論、思潮兩大篇組成。課題首先針對由于對原著的不同解讀而產生的對于馬克思一些基本觀點、尤其是關于意識形態的基本判斷上的歧見，主要闡發解讀馬克思著作的方法論原則，并由此而確立馬克思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基本立場和基本思想。研究指出，雖然現代西方的解釋學對于我們解讀文本具有參考價值，但是由于其將“理解”主觀化而消解了客觀標準，因而我們解讀馬克思著作的主要方法論根據還是對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依據這一方法論原則，課題富有創意地提出了解讀馬克思原著所必須正確加以把握的五大關系：一是文本和歷史的關系，歷史是“正本”，而文本則是“副本”；二是矛盾與范疇的關系，矛盾是思想的源泉，而范疇是對于矛盾的觀念把握；三是話語和主題的關系，對主題的關注和解答決定著話語權；四是詞句和精神實質的關系，精神實質植根于實踐，而詞句的“能指”和“所指”都是由精神實質決定的；五是“理解者”和文本的關系，理解者對于文本的真正溝通不在于“無立場”，而在于通過正確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去“還原”文本的思想。課題還針對馬克思著作大量存在的“多詞一義”、“多義一詞”和“詞不盡義”等情況，就如何做到“透過詞句”把握精神實質作了具體分析，明確指出不能僅根據“詞句”就斷定《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意識形態概念只能是貶義的。

　　該成果認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從狹義上說包括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批判、對“一般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對烏托邦（即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而從廣義上說，除了狹義批判的內容外，還包括對人性和勞動異化、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課題對于馬克思顛倒黑格爾哲學（包括其意識形態觀念）的實質及后人的典型解讀（曼海姆、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等）作了深入的闡發。它首次明確指出，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不僅是唯心的、而且是泛意識形態化的，因此，馬克思對于黑格爾辯證法的顛倒就具有雙重意義，即既是向實踐和生活的回歸，又是對精神現象的重新劃歸，因而出現了“社會意識”與“意識形態”的區分。如果說大衛·施特勞斯以“邏輯之外還有歷史”否定了黑格爾的邏輯中心主義的話，馬克思則進一步以“意識形態之外還有意識”否定了黑格爾的泛意識形態主義。透過“虛假的觀念體系”這一具有貶義的判斷，馬克思實際上將意識形態定位在支配性的階級意識上，這樣，意識形態實際上就具有三種表現：統治意識（在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思想）、革命意識（借以沖破思想牢籠并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虛假意識（掩蓋真像的純粹辯護伎倆）。意識形態因此也就內在地包含著集團性和全民性、實踐性和觀念性、自覺性和無意識、理性和情感、操縱和同意、辯護和批判等一系列沖突。由此也就為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的不同解讀留下了可能的空間。

　　有關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爭論發端于三大問題：其一，意識形態為剝削階級所特有，還是為一切可能上升為統治階級的階級所具有，換言之，無產階級是否需要意識形態？這個問題在列寧看來是不言而喻的，他甚至認為不具備爭奪統治權的階級意識的社會集團，不能稱之為“階級”（其原話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否認或不了解領導權思想的階級就不是階級，或者還不是階級，而是行會，或者是各種行會的總和。”《列寧全集》第20卷第111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二，意識形態所固有的黨派立場和科學的懷疑與批判精神能否協調統一，換言之，社會歷史領域的知識如何通向科學？就馬克思學說的研究者而言，這里有三大思路：一是凸現意識形態和科學的“斷裂”，從“非意識形態化”走向“拒斥意識形態”（阿爾都塞）；二是對于意識形態進行拆分（區分其不同含義），從意識形態走向“知識社會學”（曼海姆）；三是重新闡釋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走向科學和客觀真理（盧卡奇、葛蘭西）。第一種思路抹煞了意識形態之科學與實證科學之科學的區別，其結果不是把馬克思主義實證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非意識形態化”；第二種思路以貶損階級性而企圖超越黨派性，極易陷入抽象人道主義和文化浪漫主義，從而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相呼應；第三種思路最接近馬克思的思想，然而其最大的危險性就在于“黑格爾化”，即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理解為黑格爾式的“總體性”概念，而重新淪入“泛意識形態化”。其三，意識形態作為集團意識的一元化本性和個性自由及人文精神是否格格不入，換言之，堅持指導思想上的一元化是否必然導致思想僵化和精神貧乏？按照當代西方意識形態的流行觀點，除了實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否則，意識形態必然是扼殺個性和精神自由的思想禁錮；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沒有階級意識的確立，就談不上廣大下層人民的個性覺醒和真正解放。

　　準確把握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觀點至關重要。該成果對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的界定是，從性質上看，它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理論自覺，從特征上看，它表現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從內容上看，它以消滅階級、實現勞動的解放和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己任，從形式上看，它是辯證法、認識論、邏輯的統一并以理想信念為內核的共同信仰方式。很顯然，沒有這樣一種理論的自覺，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就不可能組織成為政治力量，要掌握自己的命運并真正成為歷史的主人也就無從談起。但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根本區別于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之處就在于，它決不是“自明”的，而是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和取舍。因此，它的徹底的批判精神就內在地包含著自我批評和自我否定的機理，它的堅定的理論前瞻是以“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為根據的，它的鮮明的實踐性則是以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自覺選擇為歸依的。從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出發建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我們就能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又能夠避免意識形態上的僵化和泛化。

　　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而必須直面人們在理論上的困惑和實踐上的難題，立足于當代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否則沒有意義。基于這一考慮，課題花了大量篇幅探索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改革與重建，認為意識形態問題實質上就是黨和國家的“形象”問題，是其能否得到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問題。因此，適應時代的變化，正視時代的挑戰，表達時代的呼聲，是意識形態能夠成為社會的“水泥”和“黏合劑”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就是執政黨的精神狀態和思想路線，是面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理論創新。鄧小平圍繞著“形象”問題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變革應當深入研究。這一變革主要解決三大課題：第一，提煉能夠體現時代要求、足以打動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基調。第二，解決傳統和當代的平穩對接，保持意識形態的連貫性以及形象上的統一性。這里的關鍵在于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總結歷史經驗。第三，圍繞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進行價值重組，努力體現當代中國的創業新形象。

　　當代意識形態的沖突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三種理論勢力的沖突，最為尖銳的沖突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沖突，這種沖突從來就不是毫無實在價值的文字游戲，而是關系到對社會發展與歷史進程的不同認識和現實道路的選擇，馬克思通過科學研究為我們指明了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而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家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的終結制度，人類理性已無法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進行實質性的改進，這種有背歷史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在當今時代“大行其道”，確實值得深思。在當代意識形態的沖突與較量中，一方面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意識形態沖突方式的時代變化、善于在對話中獲得并把握話語權。掌握意識形態較量主導權的關鍵是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這一價值取向，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價值評價，都必須以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現代化為尺度，沒有什么抽象的理想尺度，因而不能離開這一尺度搞抽象的爭論。所以，必須改革開放，充分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中國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形成價值日益多元化下的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復雜的社會多元利益，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主要在于，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這一復雜問題的研究，澄清了有關這一領域的重大理論是非，初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基本框架，探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路徑，這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