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宋志明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新儒學的走向》（批準號為03BZX02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劉成有、 程志華、王貽社、王興彬。

　　關于現代新儒家思潮的研究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盡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加大研究深度的問題。稱實而論，目前關于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尚處在“照著講”的階段，研究者的“我見”或“創見”不多。本項目力圖改變這種狀況，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實現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轉型，實現從講現代新儒家到現代新儒學的轉型。

　　該成果由六章組成。第一章《現代新儒學思潮》分為《現代新儒學思潮的起因》、《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歷程》、《現代新儒學思潮的表現形態與走向》等三節，概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新儒學思潮發展變化的總體情況。第二章《現代性向度》分為《儒學與市場經濟》、《儒學與工具理性》、《儒學與民主法制》等三節，專題論述現代新儒學思潮在現代性向度上的理論進展。第三章《全球化向度》分為《儒學與西方近現代哲學》、《儒學與全球倫理》、《新儒學與后現代視角》等三節，專題論述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全球化向度上的理論進展。第四章《本體論向度》分為《生命本體論》、《體用不二論》、《“理世界”本體論》、《“心理合一”本體論》、《道德的形上學》等四節，專題論述現代新儒學思潮在本體論向度上的理論進展。第五章《價值論向度》分為《內在的取向》、《超越的境界》、《新式的儒者》、《內在與超越的統一》等四節，專題論述現代新儒學思潮在價值論向度上的理論進展。第六章《民族精神向度》分為《民族精神的目標定位》、《民族精神的培育理念》、《儒學與精神文明建設》等三節，研究者從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新視角對儒學的現代價值做出新的詮釋。

一

　　該成果的寫作風格，不再以“述”為主，而是以“論”為主。研究者力求在弄清楚每一位現代新儒家主要人物的思想狀況的基礎上，捕捉他們提出的具有普適性的問題意識，并且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研究者自己的看法，形成超越現代新儒家的新結論。例如，本項目從現代性向度、全球化向度、本體論向度、價值論向度對現代新儒家作整體的、綜合的考察，在提煉出他們的基本觀點以后，都闡述了研究者的看法。我們認為，現代新儒家已經成為歷史，而現代新儒學仍然在發展。我們不必拘泥于現代新儒家的講法，也不必以“現代新儒家”自詡，但應當大膽地探索現代新儒學，找到更新的講法，從而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從“照著講”轉向“接著講”，是本項目在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也突出的特色之一。本項目運用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許多新的觀點。例如，研究者認為現代新儒學思潮的起因是對五四時期批孔思潮的反彈，既有國內背景，也有國際背景；儒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是催生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內在原因；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發展歷程分為五四時期的草創、30-40年代的理論建構階段、50年代以后內地的“批孔”和港臺新儒家活躍、從70年代開始的學風轉折等四個階段；現代新儒學的表現形態有狹義新儒家、廣義新儒家、儒家解釋學三種。現代新儒學思潮雖然是現代新儒家提出的一個話題，但到20世紀末，已經不再局限在現代新儒家的范圍內，已經變成全中華民族的思想動向，變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未來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將在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交匯中，將與世界上其它文化形態的對話中，得到長足的發展。

二

　　目前關于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尚處在個案研究的階段。本項目試圖有所突破，實現從個案研究到綜合研究的轉型，實現從人物研究到專題研究的轉型。研究者不再把視角限制在每一位思想家身上，而是把現代新儒家看作是完整的歷史文化現象，并且對其作宏觀的研究，概括出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理論特色，找到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指出他們的學術成就和思想限制，貫徹人物與思潮相統一的原則。例如，本書以本體論向度為專題，在逐一論述了梁漱溟的生命本體論、熊十力的體用不二論、馮友蘭的“理世界”本體論、賀麟的“心理合一”本體論、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學之后，著重分析他們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我們認為，梁漱溟突破天人合一的模式，從主客二分角度思考宇宙存在的本體論依據。他從主體出發考察宇宙，否認客體自身的實在性，把宇宙視為為生活或生命的表現形式。不過，他往往僅限于提出論斷，而不去作論證。真正重視本體論研究的現代新儒家則是梁漱溟的講友熊十力。熊十力甚至認為哲學就是本體論，反對有些西方哲學家“哲學就是認識論”的說法。他用畢生精力創建“新唯識論”體系。他創立的本體論學說可以稱為“體用不二”論。在梁漱溟和熊十力的本體論思考中，實際上只有飄忽不定的、抽象的主體，并沒有確定的客體。他們的本體論學說對世界的解釋力是有限的，他們只是接觸到主體性原則，并沒有具體地貫徹這一原則，沒有展開地論述主客體的相互關系，沒有對客體世界做出充分的哲學解釋，沒有充分體現哲學思考的現代性向度。在本體論思考方面，馮友蘭比他們前進了一步。馮友蘭從客體出發，采取邏輯分析的方法，為世界的確定性找到了哲學依據，但他把思維與存在對立起來，形成了多元主義的、二重化的世界圖式。賀麟總結他們的理論思維成果和教訓，找到了新的出發點。這個新的出發點就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賀麟接受了梁漱溟和熊十力的主體性原則，以“心”為解釋世界的邏輯起點，但不認同他們的生命進路以及沒有確定性的世界圖式；賀麟接受了馮友蘭關于理為世界的“范型”的觀點，但不認同馮友蘭邏輯分析方法、思維與存在對立的思路以及多元主義的、二重化的世界圖式。賀麟把主體與客體統一起來，把思維與存在統一起來，消解多元主義的、二重化的世界圖式，重申“一個世界”的理論，運用邏輯綜合的方法，建構了“心理合一”本體論。牟宗三不再采用先講存在本體論然后再講價值本體論的思路，而是首先從價值本體論講起，然后再引申到存在本體論。他從關注價值本體論的視角契入，沿著生命——人文——道德的進路，建構了被他稱為“道德的形上學”的本體論學說。

三

　　目前對于現代新儒學的只作哲學史的研究，并不做哲學研究。本項目試圖改變這種情況，著眼于對其作哲學的研究，努力尋超越現代新儒家的途徑，從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新視角推進儒學的現代轉化。在最后一章《民族精神向度》中，研究者在總結現代新儒家的理論思維成果和理論思維教訓的基礎上，從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角度對儒學所作的新詮釋。主要觀點是：（一）儒學內通心性，外透天道，旁徹物情，合內外，一天人，是天人性命一貫之學，是內圣外王之道，是大家公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它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基調，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其他任何學派所無法比擬的。（二）儒家把“道”視為意義世界的終極依據，視為價值的本源，把求道當作終極的價值目標。在儒學中，道是真實的本體，求道也就是求真。儒家求道、求真、求誠的價值本體論培育了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精神。求真是對終極價值的關切，然而真善美是相互聯系在一起的，求真必然涉及到求善和求美。善是對道德價值的關切，美是對藝術價值的關切。儒家強調真善美的統一，培育了講道德、重教化的中華民族精神。儒家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而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是大同之世。儒家成圣與合群的價值取向培育了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精神。儒家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以和為貴”的理念、“以禮為序”的理念，并且最終都要落實到“經世致用”上。“仁”、“和”、“禮”、“用”四個字相互聯系，構成儒家系統的關于如何培育中華民族精神的理念體系。（三）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培養基，在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過程中曾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誠然，當代的中華民族精神與以往相比，有了嶄新的內涵，但是今日的中國畢竟是昨日的中國的繼續和發展：我們不能割斷歷史。在當今時代，我們培育和弘揚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仍需要從儒學中吸收精神營養。

　　本項目既是對五四以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總結，也是對這一思潮發展走向的前瞻。本項目作為對現代新儒家的哲學史研究，對于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具有學術價值；作為對儒學現代轉化的哲學研究，對于提高理論思維能力具有理論意義。本項目的針對性強，具有實踐價值，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儒學與現時代的關系，有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本項目的一些主要觀點，或者在許多學術研討會上宣講，或者以論文的形式公開發表，在思想界已經頗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