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師范大學張傳開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在當代的發展》（批準號為02BZX018），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成員有陳立新、余在海、彭啟福。

　　該成果的主要內容由五章組成：第一章，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哲學范疇理論及其構架；第二章，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第三章，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第四章，我國哲學工作者對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理論的貢獻；第五章，當代西方哲學對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的啟示。

　　第一章主要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哲學與傳統西方哲學，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的關系，重點在于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實質，關鍵在于通過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不僅指認了近代西方理性形而上學自身所面臨的困境，而且從根本上洞穿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學的秘密，深刻揭示了全部近代理性形而上學與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現實的內在關聯。在此基礎上，揭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的實質，就在于它是實踐唯物主義，是“改變世界”的哲學，是一種實踐的、批判的和人類解放的哲學，其主導語境既不是本體論，也不是認識論，更不是生存倫理或價值哲學，而是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的批判，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在這種主導語境中，馬克思恩格斯經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神圣家族》兩個重要關節點，最終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建了以實踐范疇為出發點和核心的范疇理論。在科學的實踐范疇的基礎上，自然與人、自然與社會、自然與歷史、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思維與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以及生產方式、分工、社會形態、意識形態等范疇，都獲得了科學的規定，從而構建了一個科學的范疇體系。此后，馬克思恩格斯又通過對1848年歐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經驗的總結，特別是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社會歷史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資本論》、《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自己的哲學范疇理論。

　　第二章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其一，列寧不僅科學地界定了物質范疇，而且深化了運動、時間和空間范疇。其二，列寧解決了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問題，深刻地闡明了以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唯物辯證法范疇。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改造，對諸如“個別與一般”、“原因與結果”、“現象與本質”、“否定之否定”等辯證法范疇作了精彩的發揮。其三，列寧從辯證法的高度深刻地提示了認識過程的辯證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范疇，如對認識與實踐、主體與客體、真理及真理標準、分析與綜合等范疇的豐富和深化。

　　第三章闡述了中共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理論的豐富和發展，集體中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確立、豐富和發展了實事求是范疇，從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科學界定和闡發，到鄧小平把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概括為實事求是，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統一起來，到江澤民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再到胡錦濤的求真務實，完整地再現了實事求是范疇的發展進程，并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范疇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其次，展開和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范疇。這突出地體現在毛澤東對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理論的深刻闡發，并得出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的關系是矛盾問題的精髓的著名論斷，同時也體現在鄧小平運用矛盾辯證法思想，解決國內國際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論斷和舉措上。再次，確立、深化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矛盾學說及其范疇理論。毛澤東不僅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而且還首創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范疇，并認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個總課題。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進一步發展了社會主義矛盾學說及其范疇理論，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制度和具體體制區分開來，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和需要之間的矛盾，創造性地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的思想，科學地回答了在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問題。第四，確立了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及其范疇學說。

　　第四章主要探討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我國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轉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也經歷了巨大的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的理論進展，不僅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領域，而且在研究視域上突破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讀模式。在此過程中，以實踐、人道主義、異化、價值四個范疇為中心，我國哲學工作者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甚至在有些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實踐范疇在當代中國的深化和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開端，在認識論的框架中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范疇；二是從歷史觀的高度探討了交往范疇和實踐范疇的關系，凸現了實踐范疇的交往維度，并對交往實踐范疇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三是從本體論的高度闡明了物質范疇和實踐范疇的內在關聯，并在與現當代西方哲學的對話中達到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范疇的當代理解。

　　“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曾是20世紀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我國哲學界討論的焦點。在討論的過程，無論是人道主義與西方理性形而上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還是異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歷史性維度，都始終未被深思。實際上，與人道主義始終停留在Eidos這一西方理性形而上學的傳統不同，馬克思理想活動的中心，恰恰就是要擊穿理性形而上學的統治，揭示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與此相應，異化在馬克思那里就不再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價值論概念，而是一個存在論的概念。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價值哲學研究雖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如何突破“主客體關系”模式卻成為目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21世紀以來，為了超出“主客體關系”模式，哲學界提出了“人學的路向”、“人類存在論的路向”、“超驗的路向”和“生存論的路向”等4種代表性的觀點，為進一步拓寬和深化當代中國的價值哲學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啟示。但問題在于，這四種路向都未能真正超出康德關于價值概念的理解——只有“善良意志”才擁有“絕對價值”的概念。這種局限決定了國內哲學界只能始終在“自我超越”（絕對價值）和“有用性”之間徘徊，價值哲學的存在論基礎始終未被深思。因此，進一步深化價值哲學研究的關鍵，就在于對價值哲學的概念基礎，即價值概念，進行概念史的考察，并在此基礎上彰顯馬克思對價值哲學的存在論基礎的澄明。

　　在第五章中，該成果認為，當代西方哲學本質上是對傳統西方理性形而上學的批判和超越，以揚棄二元分立的思維方式和顛覆邏各斯中心主義為兩個重要主題，由此實現了實證主義的轉向、語言學的轉向和生存論的轉向學，等等。因此，展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西方哲學的建設性對話，可以推進和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在當代的發展。

　　該成果是一項比較系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范疇與當代發展的專著，盡管尚存在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但仍不失為一項具有“創新性和開創性”的成果。它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對于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