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部張春美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因技術之倫理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4BZX055），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作為一種“主體技術”，基因技術是在分子水平上對人的基因所進行的干預與控制活動，包括基因組研究、基因檢測、基因治療、基因轉移、基因克隆等不同層面。不同于傳統的客體技術，基因技術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體均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第一，作為研究對象的人本身，不再被視為一個宏觀的有機整體，而被看作一臺按分子結構建造的生化機器，意味著人通過技術干預就可修改這臺機器的各種“參數”。第二，基因技術采用了合成化學的人工模式，使大規模的人工制造正在取代自然的過程。第三，作為研究主體的生命科學家正從一個以改變或增強有機體已有特征為目標的育種員轉變為化學工程師，這樣，在實驗室里用一系列原材料合成人們所期待的新物質乃至新物種，已經成為現實。因此，基因技術在賦予人類不斷擴大其干預生命的選擇范圍和自由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倫理挑戰，引發了激烈的倫理爭論。從理論上研究基因倫理難題，在實踐中規范基因技術的和諧發展，成為基因倫理研究的核心內容。該成果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內容如下：

　　展開基因倫理研究，首先要回答，基因技術何以成為倫理研究和倫理規范的對象。回答這一關涉基因倫理研究存在之基的問題，離不開對基因技術文化特質和價值承載的分析。這就使基因倫理研究一開始就置身于文化視域之中。就其文化特質而言，基因技術誕生伊始，就蘊含著兩大文化要求：一是運用基因技術去滿足人類克服疾病、增進健康的文化期望；一是運用基因技術去擴大人類干預、改變和控制人體存在與進化活動的行為選擇權。這兩大文化要求，牽引著基因技術的發展，也展示出基因技術的倫理本質。第一，基因技術是一種“器官投射（organ projection）”的人造物。這種器官投射，既反映在通過揭示基因與人類行為的關聯性以消解生命神秘性的理論創新成果中，也體現在通過技術干預實現對去對生命極限的挑戰（如延長生命、延緩衰老、提高生命質量等）中。正是對其復雜性及風險性的憂慮，引發了基因技術的倫理討論。第二，在基因技術的發展中，對于“人類能否為了健康的生命質量而制約和操作其生命”的肯定，就成為治療乃至根除疾病這一文化要求的具體反映，也成為不斷推進基因技術自主積累的動力。這種自主積累，逐漸使基因技術發展脫離了個人的自覺抉擇和定向活動，擁有一種自我強化趨勢，并體現出“某種關系屬性，這種屬性的目的在于不斷加強對自然界的統治，取得最大效益和全面實現一切技術可能性”。由此所造成的精神性的人日益被物質化的后果，也促使人們不斷去揚棄技術理性的缺陷，倫理的思考應運而生。第三，基因技術的發展，始終與滿足提高生命質量的文化需求相聯系。當人們將幸福與個體擺脫了外界妨礙、實現自我價值、保持良好身體功能聯系在一起時，就要求基因技術在實現一種干預時，必須將這種文化觀念與生命的未來規劃聯系起來。同時，在市場經濟特別發達的現代社會，基因技術也越來越多地承載著某種經濟趨利要求，這在基因專利申請之爭、干細胞研究政策制定、基因信息的隱私與保密的倫理爭論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

　　對基因技術倫理本質的揭示，反映了基因技術“非價值中性”特點，也表明基因技術不可能以一種擺脫倫理規范的發展態勢。當基因技術發展處于常態時，其強大的物質力量往往可以通過其給予人類社會的各種正面效應而得到強化，并強化了對其物性效應的肯定評價，進而使倫理規范的作用隱蔽于技術發展耀眼光環之后，不為人們注意，甚至被人們所忽視。只有當基因技術發展處于某種失范狀態，即在其負面效應日益明顯，或這種負面后果的可預見性與現實性大大增強時，技術發展要求實施倫理關懷的呼吁就凸現出來，而倫理規范的促進和引導效應就會得到顯現。唯其如此，展開基因技術倫理討論、構建基因倫理規范，才具有現實意義。

　　展開基因倫理研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科技發展加速化、文化價值多元化的社會里，如何處理具體境遇中的基因倫理難題，規范基因技術的發展。對此，基因倫理研究依托傳統生命倫理學、現代生命哲學、道德哲學和應用倫理學的業已成熟的理論與原則，采用了以下文化策略：一是尊重傳統。如果已經存在的法律、風俗習慣、流行的道德觀及生活秩序等被證明是好的，是行之有效的，就要在基因研究中繼承并維護它們。二是進行預先分析。針對基因技術的巨大風險性，通過預先的倫理分析，變放任技術發展為事先引導。三是開展交互性技術評估（intera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面對基因技術帶來的各種不確定性，建立一種評估規范框架，認識技術風險性與復雜性，謹慎對待新技術的應用，形成了技術人文關懷建制。

　　基于這種權宜倫理研究思路，基因倫理研究形成了三個倫理策略。第一，作為一種境遇倫理。在探討具體的基因倫理問題時，基因倫理研究不拘泥于抽象不變的教條，而以靈活具體的道德規則來代替僵硬的原則，針對具體情況制定相應解決方案。“通過對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和應該如何做”這樣一種以問題為導向的規范倫理探究，實現了從境界倫理到境遇倫理的轉變。第二，作為一種制度倫理。一方面，這種制度安排通過所謂禁令限制和禁止科學家對某項新技術的發明、創新與推廣，來避免它們可能會對人類與人類社會造成的傷害。如2005年聯合國大會發布的關于克隆人的禁令，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克隆技術”可能對人類尊嚴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借助生命倫理委員會這一機制，討論基因倫理難題、分析基因倫理新案例、制訂基因倫理準則、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幫助立法者去化解新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發揮了“生命倫理學充當政治選擇的承擔者，但并不強求推行某些終極的絕對真理”的重要貢獻。這樣，基因倫理研究不僅討論具體情景中的道德難題，而且通過制定倫理規范來探討基因技術的應然問題，并強調技術倫理的有效貫徹關鍵在于制度倫理，通過制度安排來實現倫理規約與技術實踐的溝通。第三，作為一種責任倫理。生命科學家的研究活動與其作為道德主體活動并非互不相關，作為學者的個體與作為道德的個體也不是處于兩個獨立的、互不依賴、互不聯系的領域之中。因此，不同于傳統倫理學將“責任”視為事后責任的看法，基因倫理研究強調，僅有回溯性責任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承擔一種前瞻的、導向未來的事前責任。它不僅關注過去，看有沒有過錯，有沒有因果聯系，然后認定責任。更關注未來，看有沒有傷害，而規定責任。強調責任倫理，意味著必須確立一種文化理念，即人的認識能力與視野、人的實踐能力與范圍不可能是無限的，技術不是萬能的，科學家也不是救世主。只有堅持這一文化理念，才能在基因技術發展中，堅持行善、自主、不傷害和公正原則，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確保人的價值始終重于科學、技術或經濟特性等任何考慮。

　　展開基因倫理研究，其落腳點是正確評價基因技術與倫理規范的關系。首先，要承認基因技術對當代社會倫理規范發展產生的巨大影響。面對基因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不可避免的倫理問題，必須要避免兩種極端態度：一種是終止基因技術的發展，另一種是放任基因技術發展。其次，要認識到基因技術并非是中性的、無涉價值的工具和手段，要求科學家運用自己的知識與力量關注其成果的社會應用，承擔起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實現對整個人類命運與發展前途的終極關懷。再次，要認識到倫理規范對基因技術具有正向引導作用。現代社會發展需要技術的進步，而技術進步離不開倫理的看護，這種人文關懷，并非外在于技術發展的約束因子，而是技術發展的內在文化要求。這種要求，在技術發展失范的情況下尤顯突出。因此，基因技術倫理研究，并非約束技術發展，而是形成技術人文關懷思想，使基因技術造福于人類。

　　展開基因倫理研究，其學術價值在于，有別于傳統生命倫理研究局限于“生死觀”、“社會觀”的思路，立足于基因技術發展的文化要求，揭示其價值內涵與倫理本質，從人類基因組研究、基因信息、基因專利、基因治療、基因轉移以及基因克隆這六個層面展開了基因倫理的系統研究，擴展了生命倫理的研究維度。

　　展開基因倫理研究，其社會價值在于，一方面，能夠通過技術倫理難題的分析和討論，更新技術觀、倫理觀和生命觀，推進科技倫理觀念變革。另一方面，探討基因倫理原則與構建倫理規范，有助于推進我國的基因技術倫理管理，并從根本上體現在技術力量不斷強化背景下對人自身的發展、對人類未來發展的深切關注，體現技術人文關懷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