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政府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研究：健全監管法規、建設協調機制、促進良性互動”（以下簡稱“本項目”），自2005年9月批準立項以來，根據項目實施計劃開展了基礎文獻研究、理論框架設計和圍繞三個子課題的實證調研，形成了若干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和一定的社會影響，并在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上取得了一定經驗。現將項目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本項目由一個總體性研究“非政府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和功能研究”與相應的三個子課題“完善社會管理法規研究——以NGO的監管為核心”、“社會協調機制研究——以行業協會和其他社會中介組織為核心”、“社會力量良性互動研究——以社區民間組織為核心”構成。旨在通過從宏觀和微觀兩個不同角度，對非政府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和功能問題進行系統的全面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有關非政府有序參與、社會管理法規完善與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方面的政策建議。
　　兩年來，項目課題組在總體性研究和調研的基礎上，分別從監管體制、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社區民間組織三個方面展開調研活動，先后組成調研組分赴全國21個省市的36個地區開展調研活動，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46次，參加人數達 800多人，發放各類問卷近萬份，訪談各類非政府組織300多家，訪談各級民間組織登記管理機關和業務主管單位50余次，召開項目課題組專題學術討論會22次，完成和即將完成各類調研報告18篇，完成和即將完成各類政策報告8篇，提交全國政協提案并立案3篇，發表相關學術論文16篇，其中核心期刊12篇，完成并通過博士后出站報告3篇，碩士論文12篇，在研博士論文4篇。
　　圍繞非政府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和功能問題，項目課題組著重進行了基本理論層面的研究和社會組織指數構建方面的探索，通過定期舉行的學術沙龍和博士生學習會等專題研討會，就相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研討，提出了以“資源－項目－結構－價值－環境－影響”為基準的社會組織發展測度指數和以“整合資源－提供服務－表達訴求－協調利益－規范行為－倡導價值”為基準的非政府組織社會功能指數，并通過對紅十字會全國體系的調研和朝陽區的社區調研，分別從社會組織層面和社區發展層面對這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指數進行了檢驗，為項目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和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石。在這方面完成和即將完成三篇調研報告，分別為《中國公民社會指數報告》[1]、《中國紅十字會社會功能指數報告》和《朝陽區社會組織發展指數報告》；已公開發表《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功能及其分類》（王名，《學術月刊》2006年9月刊）和《公民社會指數概述》（賈西津，《學會》2006年第13期）兩篇學術論文，并將繼續完成和發表《論社會組織發展指數》、《關于非政府組織社會功能指數的研究及其檢驗》等專題論文。同時，在權威期刊發表了兩篇總體性論文。[2]
　　圍繞社會組織管理法規和監管體制問題，項目課題組以登記管理機關、業務主管單位為對象，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多層次的調研活動，其中包括對國家民間組織管理局相關部處和有關各省市民間組織管理部門的深度訪談，包括對學會、行業協會、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農民專業技術協會、社區民間組織等各相關類別民間組織業務主管單位的深度訪談，包括對各相關類別民間組織以發放問卷、座談訪談、田野調查等方式就登記監管、政策支持、與政府合作、法制環境等問題進行的廣泛和深入的調查，包括專門針對境外在華非政府組織登記監管問題開展的專題調研，還包括針對中國科協、紅十字會等人民團體所實行的特殊監管體制的深入調研，通過廣泛、深入和分門別類的調研，課題組對我國現行民間組織的管理法規和監管體制有了全面、深入和準確的把握，提出了關于改革現行民間組織雙重管理體制、建立統一監管的行政體制、構建完整合理的統一立法體系、推行優惠稅收制度和以政府采購服務為中心的政策支持體系等一系列相關的政策和立法建議，已經和即將完成5篇政策報告，分別為《關于改革民間組織雙重管理體制的政策建議》[3]、《關于改革現行社會體制、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的政策建議》[4]、《關于建立社會組織統一監管體制、完善政府支持體系的政策建議》、《關于培育發展公共服務機構、推進公共服務政府采購的政策建議》[5]、《關于完善和貫徹社會組織優惠稅收制度的政策建議》[6]。已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七篇[7]，完成專題博士后出站報告一篇[8]，并完成專題調研報告若干。
　　圍繞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項目課題組首先集中在深圳、溫州、上海三個地區，通過座談、訪談和追蹤調查等方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研，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協會進行了深入的個案調研，在此基礎上，對于遍布全國的異地商會、境外工商協會、農民專業技術協會、農民工維權組織、富人俱樂部等以特定社群為對象的非營利社會中介組織進行了專題性的深入調研，并針對政府轉型過程中自上而下形成的大型官辦行業協會，以個案方式進行深度訪談和案例研究，通過調研，課題組對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所發揮的提供服務、表達訴求、協調利益、規范行為等作用及其實現機制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對于社會轉型期行業協會的失靈問題或功能異化問題有了基本的把握，完成和即將完成政策報告2篇：《關于新社會階層人士相對集中的非政府組織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建議》、《關于加快行業協會改革與發展的政策建議》，已公開發表學術論文4篇[9]，完成調研報告一篇[10]，正在指導進行博士論文《轉型時期中國行業協會失靈或功能異化問題研究》（孫春苗）的寫作；并將完成和發表《論行業協會的改革與發展》（王名、孫春苗）、《論行業協會的功能異化》（王名、劉培峰）等學術論文。
　　圍繞社區民間組織的作用，項目課題組一方面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青島等地開展深入的城市社區調研，對不同區域的城市社區民間組織進行類別比較研究，選擇社區公共服務、社會資本、矛盾調處、社區矯正、多部門合作等多角度切入，在對街道委員會和居委會的管理協調職能及其體制創新問題進行實證調研基礎上，深入發掘各類微型民間組織的功能特點及其與居民、與政府的關系模式，通過入戶調研、深度訪談等方法了解居民的反映和訴求，采用社會組織功能指數進行總體評價與測度，發現并總結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城市社區人際關系重建中的社會資本及其制度機制；另一方面，課題組選擇江西、山西、云南、廣西、四川等地的農村社區開展田野調查，跟蹤農村基層的社區發展組織進行案例研究，關注其在經濟發展、社會重建、文化復興、鄰里和諧等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形成了頗具典型意義的個案報告。這方面已經發表學術論文兩篇[11]，完成調研報告若干篇，正在指導進行研究的博士論文兩篇，分別為鄭琦《城市社區公民社會組織研究》（暫定名）和陳雷《社區建設與社會資本研究》（暫定名），并將完成和發表《社區社會組織發展測度》等學術論文。
　　本項目結題尚有一年時間，后續主要工作包括：第一，完成需要補充的調研工作；第二，完成上列需要完成和發表的學術論文；第三，在既有調研和政策研究基礎上，就理論框架、核心概念、分析思路、論證體系、研究結論、政策觀點、立法框架等，在項目課題組和專家組層面進行深入研討，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凝練達成項目研究的總產出；第四，完成預定的階段性成果和政策報告及提案；第五，完成項目最終成果《NGO與和諧社會》（暫定名）的編寫和出版工作。
　　通過主持開展本項目，我和所在團隊在科研能力、產出水平、組織協調、人才培養、隊伍建設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進步，主要收獲如下：第一，提高了項目參與者的科研能力，增加了產出，提升了水平，擴大了影響，積累了可持續開展科研工作的再生產能力；第二，鍛煉了隊伍，加強了凝聚力與合作力，提升了團隊整體水平，建立并加強了跨院校的橫向合作機制及其運作能力；第三，完善了博士后合作研究的機制，加強了博士生培養的體制和能力，歷練和培養出一批在相關領域嶄露頭腳的優秀青年科研人才；第四，加強了和相關政府管理部門、立法部門及一大批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聯系溝通，培養和發展了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間的情感交流，并形成了若干合作機制，為后續的研究及實踐推動工作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