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戴建國總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宋筆記》編纂整理與研究”首個階段性成果——《全宋筆記》第五編出爐。該編共10冊、200萬字，收入宋代筆記文獻34種。加上自2003年起陸續出版的前4編，以及預計于2015年完成的后5編，整部《全宋筆記》規模將達百冊。在已出版的5編中，大部分文獻此前從未被點校整理過，其中不少頗具研究價值。
　　針對筆記文獻的研究現狀及價值，記者采訪了文學、歷史學、古典文獻學、科技史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
　　筆記文獻編纂整理須仔細考辨
　　宋代筆記數量龐大，僅傳世的就有500余種，且內容龐雜。在近千年的編輯刻印流傳中，相當一部分筆記著作已非原貌，存在不同程度的散佚，有的因后人重輯而混亂不堪，亟須仔細考辨，逐一校勘。戴建國告訴記者，此次對《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把符合筆記體裁的現存宋人筆記盡可能收輯起來，按體例予以編次，進行系統整理。在編纂整理基礎上，課題組還將對宋人筆記展開全方位研究，力圖深度挖掘宋人筆記的學術價值，探求當時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軌跡。
　　在談到筆記的整理校勘時，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李偉國提出，首先要講究版本，選擇好的底本，再與其他版本以及相關的其他文獻進行印證校勘。他說，由于筆記不屬于正史，涉及人名、地名、職官名等時，表述比較隨意，呈現出多樣性，需要加以判別。有關史料方面的筆記多涉及宋代的各項典章制度，而其制度又相當復雜，有別于正史史籍中的記載，理解時難度相當大。此外，還有些筆記曾經散佚，需要從前人著作的引用中輯佚。
　　筆記文獻開拓文學闡釋新視角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水照認為，《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不但為宋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更完備的文本，而且為宋代文學的闡釋提供了新的視角。
　　王水照認為，《全宋筆記》的編纂整理從文學史角度而言對中國散文史研究有特殊意義。他告訴記者，中國散體文的源流有兩條線索：一條是應用于正式場合、風格嚴肅莊重的古文；另一條是筆記小品。唐宋“古文運動”后，中國古代散文在觀念上把以應用為主的“官場”文章認作正統文章，而把筆記小品這類文章置于文學殿堂之外，現在看來這是很大的缺點。小品文實則更有文學意味。希望通過對筆記小品的系統整理，發掘出有文學意味的“精品”，給予人更多美學的享受。
　　筆記史料運用推動史學研究
　　筆記記事不受拘束，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領域，直接而真實地反映了古代社會生活的全貌。正因如此，其史料價值也日益為研究者所重視。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華瑞告訴記者，筆記文獻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社會史研究中，因為筆記中保留了國史、長編、匯編、會要等正史史料之外的有關宋人社會生活的大量記載，這些記載生動廣泛，豐富了人們對當時社會生活和歷史人物的認知。李華瑞認為，在將筆記作為史料運用于研究時，需視情況而定：在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中，筆記可以起輔助性作用；而在社會史、文化史、文學史研究中，筆記則可以成為比較重要的研究材料。
　　在科技史研究中，宋代筆記文獻也占有一席之地，宋人沈括的《夢溪筆談》在科技史上有重要意義。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認為，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其中有一定數量存于宋人筆記當中，但是需要加以甄別并置于合理的背景之下，才能在研究中進行恰如其分的使用。他強調，“科學技術”是一種現代觀念，因此要理性看待宋人筆記史料中有關科學技術的記載。以《夢溪筆談》為例，他認為，其中確實記錄了很多涉及科學技術的史料，但也有很多神秘主義的記載，這都需要加以判別。
　　在談到筆記史料運用應注意的問題時，李偉國說，有學者認為筆記作為史料應當慎用，由于它往往屬于事后追記，脫離了當時的原始檔案記錄，可能存在偏差，并且帶有較強的個人傾向性。在運用筆記史料時，不妨與其他史料加以對勘，方能求得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