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空間轉向，首要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學層次的觀念更新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社會歷史結構及其變遷的科學分析基礎上。因為，任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化——無論是標以“新解”還是“發展”——都需要對世界歷史特別是馬克思之后的資本主義變遷的深入理解。

　　從全球角度來說，20世紀60年代以后，社會轉型和文化思潮變遷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也為其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和生長點。其中，空間便是最為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在近年我國馬克思主義和相關研究中，空間（或空間生產）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在新世紀的出場路徑或新的生長點。

　　我們引入空間視角，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會帶來哪些可能新的理論發展呢？追問這一問題非常有益。在此，首要強調的是，由“空間轉向”所引發的理論問題，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空間問題，即在社會歷史研究中作為人類生存兩個基本維度之一的空間（另一個是時間）。這是因為，所謂“空間轉向”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部事件，而是歐洲人文研究轉型層次上的思想事件。在這個過程中，福柯建立的以非連續性（斷裂）為標志的結構主義方法最具代表性。福柯把結構視角從人類學拓展到人文科學層次上，這使其空間視角顯得格外突出。在人文研究方法論變遷的層次上理解“空間轉向”，盡管需要走入更復雜的理論空間中，但卻為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提供了確定的前提：作為一種空間優先于時間的歷史敘事，作為一種歷史敘事的結構視角，“空間轉向”給馬克思主義帶來的不只是“增加”了空間一個研究領域（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空間并非一個“空場”），它既涉及從空間視角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敘事的重構，即我國學者常稱的解釋范式的創新和馬克思主義新的出場，西方既有的成果如哈維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又涉及在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解前提上對社會歷史現實的新穎分析，如哈維對“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批判。在這里，我們簡要地從兩個方向和四個層次來界劃這些問題。

　　第一個方向是“回溯性的”，它包括對既有解讀成果的再評估和新解釋方案的探索兩個層次。說它是回溯性的，原因在于它指向馬克思主義的元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本身。在第一個層次上，在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出版之后，學術界呈現出對此種解讀方法論的關注，在今天，國內研究也特別強調對傳統解讀模式的反思和新范式探索。在此背景中，“空間轉向”所提出的問題不只是對既有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解釋問題，而且更深層的是這種解釋對時間偏好的依賴問題。可以說，“空間轉向”必然推動對包括馬克思主義文本解讀和理論體系構建的方法論在內的諸多元理論問題的反思。第二個層次，不只是在既有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增添空間內容或者以空間為座架來解釋唯物辯證法的問題，而是重構歷史唯物主義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框架。這也正是“空間轉向”在全部“轉向”中的獨特性所在：它不是在既有歷史框架中換一種視角，比如從主體轉向客體，而是提出了如何重新理解時空的問題。

　　第二個方向是“前瞻性的”，它是面對現實和未來的，包括理論的和實踐的兩個層次。這兩個層次的問題不難理解，在“理論”層次上，我們要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作出有說服力的分析，在“實踐”層次上，通過對當代社會歷史內在矛盾的準確把握，我們要基于其發展動態，來提出有效的實踐策略（對策）。這實際上也是傳統研究所要求的內容。在此特別強調這一方向，有兩個原因：第一，基于對國內已經研究的哈維、尼爾·史密斯和索亞等激進地理學學者在西方學術遭到的批評的考量，從現狀看，我們要有所成就和真正突破是非常困難的；第二，與“空間轉向”內含的實證研究要求有關，幾乎所有從空間維度深入的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當代分析，都具有深厚的實證研究底蘊，而這是我國專業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所缺乏的。

　　簡言之，由于時間和空間是人類生活經驗的兩個基本維度，對于任一維度的優先強調都必然會涉及歷史敘事的基本范型。所以，如果把“空間轉向”作為一個有效的路徑來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會涉及理論的整體配置。借由西方理論進展來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深化，在當前語境中，其合理性無需證明，但值得強調的是：這需要我們對原初問題的準確把握和理解，對其新的要求和可能的境界要有基本估計，否則容易流于口號或走入歧途。

　　空間轉向，在確切的意義上，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還只是一個概念。它首要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學層次的觀念更新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社會歷史結構及其變遷的科學分析基礎上。在所有的各種激進左派的轉向中，這正是其不凡之處。因為，這一基本精神與馬克思主義創新的基本要求一致，任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化——無論是標以“新解”還是“發展”——都需要對世界歷史特別是馬克思之后的資本主義變遷的深入理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城市哲學和城市批評史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