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成果簡介中國社科院張平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項目號06ZD004）,最終成果為專著《中國經濟增長前沿II: 轉向結構均衡增長的理論與政策研究》。
　　一、結構與主要內容

　　該成果由八大部分30個報告構成，總計約70萬字。通過理論分析和數量化表述，廣泛地探討了中國經濟增長路徑，中國經濟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的重大挑戰，政府干預性政策偏向和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改善，工業化、城市化、國際化、內外關系、宏觀穩定，以及進行結構轉變的條件和戰略調整方向等重大命題，對未來20年的發展情景進行了模擬，提出了政策結論。主要內容如下：
　　主報告。分析了中國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的重大挑戰；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思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新增長機制；基于城市化和技術進步兩大動力，對中國2010-2030年發展情景進行了增長模擬；最后提出了轉向“結構均衡增長”的政策選擇。
　　專題一：中國經濟的總體評估及國際比較。包括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革；中國“增長奇跡”的再審視；資源稟賦、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一個中俄比較視角；英美德日中五國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若干增長與結構變革特征的比較分析等4個分報告。
　　專題二：要素結構配置和技術進步。包括資本形成與中國經濟增長；勞動力供給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路徑轉換；勞動力轉移與經濟增長；經濟結構擴展過程中的技術進步和要素結構配置路徑；科技進步與經濟增長等5個分報告。
　　專題三：空間結構轉變與城市化。包括城市化、產業效率與經濟增長；中國城市化和第三產業就業；城市化過程中財政收支結構轉變和促進結構變革政策；快速增長中的區域不平衡發展等4個分報告。
　　專題四：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包括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從動員性擴張向市場配置的轉變；金融結構調整、增長機制轉型和政策選擇；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新重商主義”及其改進思路：對外開放模式的一個審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季節協整分析及其含義等5個分報告。
　　專題五：經濟社會穩定與福利改進。包括“倒逼機制”、福利剛性和選擇性激勵；經濟結構演進過程中的宏觀穩定和政策；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協調和平衡：挑戰與應對；福利改進與社會發展等4個分報告。
　　專題六：沖擊、危機與復蘇。包括資產與通貨“雙膨脹”格局及其治理對策；外部沖擊與中國的通貨膨脹；宏觀政策有效性條件、運行機制、效果和復蘇后的抉擇等3個分報告。
　　專題七：戰略轉變與可持續發展。包括中國經濟增長路徑、大國效應與模式轉變；我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及對策；中國可持續增長的機制：證據、理論和政策；世界經濟創新長波、發展范式演進與中國的對策等4個分報告。
　　二、主要觀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時期。依據中國經濟發展綱要，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2020年至本世紀中葉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按現有的實際發展速度外推，不出大的意外，2012年中國人均GDP將接近人均5000美元，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區間，2020年前后達到8000－10000元，接近于中高收入國家下限，因而從現在起到2020年期間將是一個發展關鍵期和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期。這些挑戰源自非均衡的趕超型增長結構和與之相配套的增長方式和機制。只有改變趕超型的非均衡經濟增長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實施適應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周期的、以空間再配置為基點的“結構均衡增長”，才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在下一個30年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邁入可持續發展的發達國家行列，為中華復興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調整過程或將是長期的，但戰略轉向的啟動和相應的政策調整已是時不我待。
　　中國經濟邁向中高收入階段的重大挑戰。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每10年中平均有5年是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年份，按現有的趨勢中國未來十年只要保持穩定的增長，不出現大的意外，人均GDP可達到8000～10000美元。但隨著中國向中高收入階段奮進，（1）人口紅利、工業化、國際化等因素推動下、以東部沿海為重心的外延式擴張的空間規模收益遞增將逐年衰減。（2）長期的經濟趕超積累了較多的問題，中國經濟面臨著內外失衡，過度投資，環境和資源制約，城鄉不平衡，地區差距、收入差距過大等發展中的諸多老問題、新矛盾，在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外需、高投資、高資源消耗、高排放的增長模式的潛在隱憂更加凸顯。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宏觀管理能力不斷受到挑戰，影響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性因素增加；（3）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創造性破壞”下，全球經濟大調整已是必然，外部需求和全球增長的不穩定性、新能源革命和低碳經濟都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經濟社會結構如不能在此期間做好調整，增長方式不能轉型，經濟增長就將受到“停滯”性的挑戰，可持續是困難的，從國際視野和國家戰略的角度看待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機制和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已經從現實經濟的矛盾中直面而來。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和國家戰略調整。結構失衡源于非均衡加速道路和經濟規模擴張過程�，F代經濟增長理論和國際經驗已經證實，趕超基本上是以結構失衡為“常態”的。但是其可持續一定會受到挑戰，趕超的結構失衡會累積經濟和社會矛盾，而且還會產生很強的增長和利益分配的路徑依賴，并將原有的趕超機制轉變為阻礙經濟持續發展的因素。如果繼續沿著原有的機制軌道高速增長，就只能使原有的問題不斷累積加重，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沒有調整結構和解決發展不平衡的余地，不僅增長出現問題，導致經濟和社會在中等收入階段長期停滯徘徊，而且風險會越來越大。
　　為此，中國應在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之際就啟動并加快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大調整過程。其調整方向，是要矯正趕超干預下非均衡的經濟結構和增長機制，轉向一個以城市化為核心的“空間再配置”，以此推動結構均衡化的增長：
　　（1）以“空間再配置”作為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著眼點。促使市場重心由國際市場（外需）轉向國內市場（內需），要素由沿海向中西部流動，資源向城市集中、加快城市群落發展。
　　（2）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作為結構均衡化的調整機制。政府體制的改革要有一個更為系統的規劃，應逐步通過財稅等改革激勵政府轉型。只有從建設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并清除大量的市場上的壟斷和歧視，才能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結構才能不扭曲，均衡結構的調整才有了機制保障。
　�。�3）以社會和諧穩定為作為結構調整的重要保障。社會保障不僅僅是一項民生工程，在克服市場缺陷、創造一個較少貧困和疾病的社會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還是保增長、保就業的長效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內在驅動力，由于人們（特別是弱勢群體）基本福利得到保障、沒有后顧之憂，延時消費可轉化即時消費，因此可促進國內需求和經濟增長。
　　（4）以中國與世界互動作為內外需均衡發展的基準。中國的全球化步伐在加快，與全球的互動在增強。這不僅體現在貿易領域，還體現在金融監管、貨幣體系改革、應對氣候變化、安全、資源利用等諸多方面。人民幣結算、資本項下可兌換、區域貨幣合作、中國外匯儲備的管理、IMF改革等都是中國需要關注的議題。還應當密切關注全球金融監管正在面臨諸多可能變革，并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融入自身的金融發展中。
　�。�5）以低碳經濟作為調整人與自然均衡的新契機。從長期看，開發新能源，發展低碳經濟對中國這個資源嚴重短缺、高投入、環境污染嚴重的發展中大國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事情，如果我們能以此為契機，改變工業化以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開啟新能源革命和消費革命，或許綠色約束反而會成為一個新的歷史機遇。
　　中國經濟進行戰略根本性轉型、消除結構性失衡才能逐步進入均衡增長，而結構均衡化轉變又依賴于新的增長機制。
　　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和新增長機制�，F代化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社會和自然以及治理機制相互作用的結果，一國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包含著結構、機制、福利激勵的發展的過程。由于政府干預的激勵機制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往往導致干預路徑被鎖定，結構和機制調整困難。在存在著結構性規模收益遞增條件下，政府實施的干預資源配置就有了其內在的經濟邏輯和動力，政府干預在一定時期內對經濟增長是有效的，而當規模收益出現遞減或難以抵消政府干預的成本時，轉型就是必須的。中國當前仍存在著結構轉變的規模收益遞增條件，政府干預配置資源的有效性條件存在，因此調整結構的任務就會在短期影響增長速度和效益。在現有條件基礎上，必須更廣泛地探討政府干預性政策偏向、宏觀穩定、內外關系和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改善，在短期增長穩定性和中長期結構均衡化之間進行平衡，依據可持續發展規劃目標加以漸近的、連續不斷的牽引、約束，逐步將經濟增長失衡糾正調整到一個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軌道上來。
　　中國現有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征為：（1）增長導向的發展目標。（2）要素積累型增長方式。（3）全球配置、“干中學”和競爭性模仿機制。（4）國家動員型體制和政策強干預。這種模式和機制取得了成功，也累積了問題，在城市化加速發展條件下，這種模式越來越不可持續。據有關國家的經驗，在城市化達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目標和約束條件就發生明顯變化，公共福利目標成為政府目標的重要方面。如果在此階段政府仍然過度集中資源并主導增長機制,導致政府長期高綜合負債率,企業稅負壓力加大,一旦在開放過程中受到外部的沖擊,經濟不景氣時間過長,就會出現財政或貨幣性的危機,甚至企業破產,這一點在拉美和東亞國家已經出現過。因此尋求轉換機制和政策激勵已經是當務之急。
　　我們認為，新發展周期的新增長機制應當具有如下特征：（1）增長質量導向的發展目標。（2）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驅動型增長方式。（3）城市化帶動下的資源空間再配置和規模收益。（4）注重增長結構的總量平衡關系。（5）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干預為輔。
　　在其中，城市化的“空間資源集聚”是新發展周期實現結構均衡化和轉向新增長機制的關鍵，它包含了多重“規模效應”：一，推動了教育、R&D和技術創新，從而可以提高生產率。二，提高消費率。實證研究表明，城市化與消費率的關系表現為“U”型趨勢，即在城市化早期，隨著基礎設施、商業設施和住宅等投資的加大，消費率會出現持續下降；當城市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并比較穩定后，消費率會出現上升。三，擴大就業。城市集聚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均大幅度提高。四，節約資源。城市化節約了土地等資源，對生態是一種平衡。我們應當避免西歐早期城市化中的先污染后治理、高度集中化導致“大城市病”的模式，也不能走美國城市低密度無序擴張的蔓延模式，應當根據中國國情，在資源、土地、環境和人口約束下，選擇以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的城市集群發展模式，提高資源的空間集聚度和地區均衡程度，逐步矯正結構失衡，才能從趕超增長變成可持續增長。
　　基于城市化和技術進步兩大動力的未來發展情景模擬�；�于中國的總量生產函數、自然（能源和環境）約束、城市化、技術進步兩大動力，對中國2030年之前的發展前景作出估測。
　　中國經濟未來20年增長結構（2010－2030）潛在增長率技術進步資本（0.6）勞動力（0.4)能源與環境達到上面的圖景需要兩大結構性動力因素的推動，即空間結構再配置的城市化和技術創新引致的產業現代化，并配合增長的分享激勵、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要素配置機制的完善。
　　中國仍處在供給結構推動結構演進時期，供給結構決定了報酬結構和消費結構。城市化和消費率呈“U”型趨勢，隨著城市化加速，在2015～2017年間城市化會帶動消費的自動矯正，需求結構依靠城市化進程而獲得自發調整。城市化也將直接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如果服務業與城市化有著同步特性，則2015年服務業比重提升到50%，其就業規模就可以吸納農村勞動力，這樣農村勞動就業者比重就會下降到25%。未來中國城市發展的支撐點是產業競爭力的維持，同時城市增長的動力取決于資源的合理分配，取決于合理的相對價格結構。
　　城市化也有壞模式：其發展也可以很畸形，出現人口漂移和貧民窟，收入差距大導致城市社會很不穩定，福利開支與發展不相適應導致政府負債過度，地價飛漲導致資產市場的震蕩，而這樣的城市模式不但難以產生集聚效應，技術創新和產業的現代化都處于停滯，致使一國在進入中高收入國家區間的同時，因城市道路選擇問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經濟長期徘徊。
　　技術進步。長達30年年均兩位數的高速經濟增長一個最為重要的貢獻是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一直在30%以上，未來的增長仍然要靠技術創新推動中國產業的現代化，不僅包括工業，也包括農業、服務業的創新，才能提升產業的現代化。
　　轉向“結構均衡增長”的政策選擇。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規模、開放和發展的階段特征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都是這一期間最為重要的方面。中國應繼續延伸“十一五”提出的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和社會的基本原則，加快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穩速增效、普遍分享和天人合一的均衡體系。
　　戰略重點應該放在穩速增效均衡發展上。宏觀政策的目標為：（1）穩速增效，圍繞潛在增長率均衡發展；（2）以繼續糾正經濟結構失衡為主線，努力克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發展的失衡，如內外需失衡、消費投資失衡、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源關系失調，區域不平衡，收入差距過大等等失衡現象。（3）以提高城市化空間要素集聚度和推進工業現代化并舉作為新的發展動力；（4）發揮實體經濟的競爭優勢，激勵技術創新，推進產業結構的演進和現代化；（5）擴大就業，提高勞動者報酬和消費比率；以人為本提高社會分享水平，繼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和諧；（6）改革財政收支流程體系，激勵發展方式轉變；（7）以深化體制改革和轉變政府職能為激勵機制，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保證機制轉型；（8）穩定金融，防范銀行不良資產，抑制資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9）堅持對外開放，繼續內外需并舉的戰略，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的制定，主動防范國際經濟波動的風險，建立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10）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夯實三農基礎，統籌城鄉發展；（11）以全球低碳經濟發展為契機，復興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天人合一，推進綠色生活模式和生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