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不僅關乎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文化秩序、社會和諧與發展空間，而且關乎中華文明對“今日世界”的貢獻，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應有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一個民族的文化，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優秀的文化傳統，不僅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而且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從根本上說，不但具有“自利”的意義，能為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偉大復興接續原創推力，也可為人類未來發展提供中國價值理念與經驗，對人類當代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包蘊萬千、氣象宏大，人文、科學、審美三足鼎立。其中，傳統倫理范疇的創造性轉換、東方科學思想的普世性闡發、情感體認機制的美學觀照，應是最重要的三大內容建設。

　　中國傳統倫理范疇的創造性轉換

　　中國傳統倫理范疇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范疇所代表的人生哲學和道德深入人心，成為維系社會穩定、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認同感的強有力的精神紐帶。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傳入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國傳統倫理范疇經歷了一次鳳凰涅槃式的深刻蛻變，但傳統倫理范疇所標示的文化的核心價值和倫理信仰體系仍然奠基著中國文化之本位。

　　目前，包括傳統倫理范疇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正經歷著更加深刻的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洗禮，如何評判傳統倫理范疇的價值，關聯著如何體認民族精神、如何保持中華文明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等重大問題，因而，其緊迫性與重要性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相應地，對該問題作淺層分析已經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肯定中國傳統倫理范疇的積極因素，弘揚民族精神和堅守民族文化本位立場，也不應僅是一種情感認知或自發的信仰，而應該是經過嚴密學術考察，有著充分學理依據的理性論斷。例如，中國傳統倫理范疇體現的道德趨向和價值觀念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也都有所反映，需要深思的問題是中國人特意強調了哪些范疇，又在哪些觀念上比較淡漠或存在缺失。通過文化比較，可以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提供更為切實的內容。又如，二十世紀的文化思潮呈現為對中國傳統倫理范疇從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走勢。“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倫理范疇的批判究竟是斷裂了中華文明的根脈，還是中國傳統范疇獲得新生的必經階段？歷史可以證明，“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及共產主義的價值理念同中國傳統倫理的創造性“結合”，曾經取得過極大的成功，其所造就的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也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可能會對當下共有精神家園的“內容建設”產生最直接的影響。

　　最近30年，傳統倫理范疇的“創造性轉換”十分明顯，如對“忠”、“孝”的理解，已經剔除了其中曾經蘊涵的絕對維護君權、父權的內容而保留了其中可以超越時代的價值觀念。以“忠”為例，不但徹底剔除了所謂不分“昏君”、“明君”的“愚忠”，也過濾掉了對杰出領袖和時代偉人的個人崇拜，“忠”已轉換為個人對國家、對民族的一種比較純粹的責任意識。這種更新過濾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由大眾無意識中完成的歷史過程，而將這種大眾無意識中完成的過濾加以創造性萃取，正是當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最重要的還是中西價值范疇的比對與互補。一方面，“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等既是中國傳統倫理范疇的集中體現，又是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簡約表達；另一方面，近代以來，“自由”、“民主”、“公平”、“正義”作為西方價值理念的簡約表達，同樣對中華民族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可以比較的是：“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等等，所強調的是作為社會成員本身的責任，而“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強調的則是作為社會成員的權益。正是這種“批判性的表達形式”，持續地“刺激”社會成員對社會的關注和對政府的監督。這樣一種“批判性的激活機能”，無疑是中國傳統倫理范疇轉換更新時應予參照的重要內容。但同樣需要深思的是，當西方的這種“批判性的表達”放之四海時，就往往演變為對國際秩序的粗暴踐踏，演變為對其他國家、民族、人民的壓迫和掠奪，這其中不但毫無“仁義”可言，而且會制造出更大的“不自由”、“不民主”、“不正義”、“不公平”。

　　總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華倫理與價值理念如何在與西方文化的互動中構建起具有現實意義的傳輸機制：既能維系民族認同，又能彰顯其普世意義，這可能將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中帶有重大突破意義的內容。

　　東方科學思維的重新“發現”與普世性闡釋

　　人類科學文明中存在著至今仍具有巨大影響的兩大相對獨立的傳統：源于古希臘的西方科學傳統與源于古代中國的東方科學傳統。前者科學思想的主要特征是解析還原論，后者則是整體論。當前，在西方科學及其觀念支配下的文明發展遇到了來自資源、環境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的嚴峻挑戰。而正在到來的第二次科學革命的指導思想是整體論，在思想方法上恰恰與中國傳統科學思想不謀而合，具體地講就是中國古代的整體論思想和實用化方法。因此，西方很多科學家在尋找新的科學思想的時候，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國。

　　我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積淀著今天弘揚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和資源優勢，其間也不乏東方科學思想的熠熠光輝。比如整體和諧的思想、演化發展的思想、有機論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等等，都是東方科學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一些現代科學家呼吁，現代科學要積極從中國傳統科學思想中獲得營養和啟迪。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把現代物理學與中國傳統思想作對比后認為，兩者在許多地方極其一致。哈肯提出“協同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在整體性觀念上有深刻的聯系”，他創立協同學是受到中醫等東方思維的啟發。可見，我們應當努力嘗試用現代科學話語對東方科學思想的合理內核進行總結、表達，并將其與當代西方科學發展最新成果進行理論化的比較和詮釋，在此基礎上重新“發現”中國傳統科學中最根本的思想和方法，向以科技為先導的當代中國乃至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與價值資源。這將極大彰顯中華傳統科技對21世紀人類文明的重要性，在奠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學理依據的同時，可以從根本上建立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并極大地豐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內容架構。

　　審美文化的“中國模式”與民族精神的情感體認

　　中國傳統審美文化與民族精神有著內在的本質性聯系。這個本質性聯系的根本點、關鍵點在于：都不是唯理的、邏輯的，而是情感的、心理的；都不是宗教的，而是藝術的、審美的。在很大程度上，中華民族精神是一種以情感、心理、內省、體驗為主軸的具有審美性質、藝術性質的文化精神。所以，情感體認機制是我們觀照、解釋中國傳統審美文化與民族精神之本質性聯系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也是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最重要的內容建設之一。

　　這一內容建設，可以從理論上祛除百年來以西方話語（模式）穿鑿附會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學術弊端，鮮明地強化“民族性”立場，突出全球化時代中華文化特殊性、差異性、相對性的審美理念和個性特點，樹立中國本土審美文化在人類文化中的地位。

　　重視中國審美文化的特征，也可以更充分地發揮民族文化中的情感體認機制，并由此建立以傳統審美意識為中心的民族精神弘揚與培育的情感體認教育體系。這對中華民族精神的認知，對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無疑具有特別切實的意義。

　　一個民族的歷史，以及這一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既屬于知識和學問的范疇，更屬于道德和價值的范疇。它凝結著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的情感與理想，是標識民族身份、維系民族認同的最終依據。所以，歷史學的教育應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最重要、最直接的“路徑”。

　　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涵蓋了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宗教學、藝術學等眾多學科，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幾乎所有領域。這就要求精神家園的建設，必須重視整體體系的構建，強調多學科的參與和全方位的滲透。同時也應該認識到，一個有效的建設體系必須主旨清晰、承接面堅實、能夠形成真正的著力點和驅動力。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的歷史研究及歷史教育，其所面對的“歷史”固然屬于“昨天”，但“歷史”所承載的人文傳統、民族精神則一定關乎“今天”、“明天”，離開了對承載民族共同記憶的民族文化資源的知識梳理、價值提煉和社會普及，民族精神家園的建設只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說，傳統的西方社會的個體主要憑借宗教信仰以舒解個體在宇宙和社會中的孤獨，從而獲得認同與歸宿感的話，那么，從很大意義上說，中華民族是借助于歷史學，特別是國史、方志、宗譜和家譜的撰修，來強化個體對家族、對國家、對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和認同感。因而，在中國文化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對歷史學的高度重視，甚至將其上升到關乎個人價值永恒、民族國家存亡的高度：“國可滅，史不可滅”、“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國無史則人離本”，誠如任繼愈先生所說，“史學是國家興亡之學，民族盛衰之學”。

　　即使是宗教信仰維系下的西方社會，也同樣重視史學在認知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作用。其中，18世紀德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莫澤爾發表的《論德意志民族精神》曾在西方思想界產生了極深遠的影響。19世紀，歐洲浪漫主義歷史學家更是把歷史學“作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由此帶來了史學的輝煌。此后，西方幾大史學流派，包括著名的法國年鑒學派、美國的魯賓遜學派及“公共史學派”等等，無一不強調歷史學家應當具備“民族良心”，強調“歷史為公眾和社會服務”，強調“讓歷史意識滲透在人們的心靈深處”。

　　中國的史學教育在民族精神的認知與培育方面，亦有經驗教訓可以總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縣處以上的領導干部，一般都反復通讀過兩本著作，一本是《聯共(布)黨史》，一本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而今日的領導干部，盡管學歷普遍提升，但通讀過《中國通史簡編》或類似著作者的比例卻遠不及前。再以國內目前的大學教育為例，2008年，“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開始列為大學公共必修課。這雖然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與作為國家文化認同和民族精神認知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五千年史”，顯然并不是同一層次的教育，其對于民族精神的涵養，對于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其功效也不能等量齊觀。歷史學作為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的“全程載體”，不但能為我們提供考述文化與精神嬗變歷程的有效工具，更重要的是，還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時間意義上的認知坐標，進而使人們能在社會巨變中把握永恒的價值。所以，從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路徑”或“制度安排”的角度考慮，大學公共歷史必修課程的設置，至少應是完整的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教育。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中華民族精神的認知與精神對策研究：以史學分析與公共歷史教育為重心”首席專家、山東大學教授）